污水處理ppp項目主要風險點

⑴ 中至遠觀點：PPP財金【2019】10號文關鍵點深度解讀

自從2019年3月7日財政部頒布《關於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范發展的實施意見》（財金[2019]10號）以來，PPP業內眾多大咖已經針對該10號文發表了不少文章，觀點不一，甚至相左。如果單獨是學術觀點的交流，百家爭鳴固好，但是作為一個對PPP將起到重大實踐性指導作用的10號文，屬於操作手冊性質而並非學術論文，規則內容必須清晰、必須讓人理解到位，否則，將可能引起再次引起社會對於PPP的茫然與無助。正是基於此，本著對人對己負責的態度，我們覺得有必要對10號文的若干關鍵問題再次解讀。我們不能保證自己的觀點是多麼正確，只是力求客觀，更是期待能夠引起一番討論，最終由立法者以正視聽。讓PPP規則能夠在清晰、務實、易懂的狀態下指導PPP的前行。

一、規范的PPP項目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1.屬於公共服務領域的公益性項目，合作期限原則上在10年以上，按規定履行物有所值評價、財政承受能力論證程序；

理解清晰，無須解讀。

2.社會資本負責項目投資、建設、運營並承擔相應風險，政府承擔政策、法律等風險。

【解讀A】

一直以來，很多PPP項目的風險分配中尤其涉及政策、法律等問題都是觀點不一，很多政府在風險分配中都對政策、法律風險進行了細分：（1）對於本級政府頒布的政策、法規等，由於政府本身具有可控性，因此，風險由政府承擔；（2）而對於上級政府頒布的政策、法規等風險，由於本級政府不具有控制力和預見性，視同如不可抗力，由雙方分擔。這種劃分經常在實踐中引起政府與社會資本方的爭議。本次意見的規定，應該理解是，只要是政策、法律風險就由政府承擔，不管對於本級還是上級，對合理的風險分配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若如果部分政府擔心未來十年自己發生變化，而強迫社會資本方自願承擔本級政府的政策、法律風險，那麼是不是就是不合規PPP了？希望立法者說的再清楚些。

3.建立完全與項目產出績效相掛鉤的付費機制，不得通過降低考核標准等方式，提前鎖定、固化政府支出責任；

【解讀B】

考核標准固然好，立法意圖固然值得提倡。但是，這種簡單的規則表達，實踐中難以操作。

「考核標准」本身就沒有一個相對明確的劃定，也就無法認定什麼叫「降低」。在實踐中，尤其是在諸如文化旅遊、養老、健康、體育等運營類項目中，每個運營方都可能有自己獨特的運營模式和內容，缺乏普遍規律性，考核標准難以設定（這與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基礎設施建設等具有明顯區別），目前市場上出現的絕大部分上述運營類項目都是參照政府付費項目的「運維」的理念，而不是「運營」的理念來設定考核標准，充其量加點對「消費者投訴」、「安全性」等簡單的績效考核標准。這樣顯然是社會資本方為了減少績效考核不合格的風險。

因此，實際上「降低考核標准」是很難認定的。那麼，本條規定實際上幾乎形同虛設。

4.項目資本金符合國家規定比例，項目公司股東以自有資金按時足額繳納資本金；

【解讀C】

此條十分重要。股東的認定原本無須多言，但是，PPP項目長達10年以上且投資額很大，很多社會資本方難以忍受這么長周期的投資回報。

1、實體企業組成聯合體的情形

若A公司和B公司組成的社會資本方聯合體約定，B公司可以做股東3-5年，在3-5年期滿後，由A公司收購B公司股份，則到期退出方B公司是否真正的股東？這個至關重要。

圖例：

（1）若認定B公司為真正股東，則可以解決了A公司的現金流不足的弊端，尤其對於施工企業，當項目進展到3-5年後，施工企業A公司可以從施工角度獲得工程款收益來收購B公司的股份，從而實現項目的「投資自平衡」，避免出現財務危機，並可以做更多項目。

（2）若不認定B公司為真正股東，則A公司將必須獨立存在10年以上（當然將來也有可能進行對外股權轉讓，但是這是不確定值，風險性大），那麼將難以調動社會投資人參與PPP的積極性，甚至說很少有人有這個能力參與，PPP仍然很難得到發展。

2、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組成聯合體的情形

在以往PPP項目中（尤其是資管新規出台之前），一種常見的模式是，以信託公司為典型代表的出資人與實體企業（例如運營商、建築商）組成聯合體參與PPP項目，其中的出資人顯然也是股東之一。信託公司的資金很少是使用公司自有資金，幾乎都是發行信託計劃募集而來的資金（無論是單一信託的「通道」，還是真正的集合信託）。但是，按照本10號文的規定，股東以「自有資金」作為資本金繳納，那麼，將意味著信託公司等金融機構以募集資金的形式將無法參與PPP項目的投資，從理論上看，信託公司等金融機構參與PPP項目僅能採用債權融資的形式（與銀行貸款相同的地位和作用），但實際上，無論從資金的期限上還是成本上幾乎都不能滿足PPP項目的要求，因此，實際上10號文幾乎宣告了以信託公司為典型代表的金融機構徹底無法參與PPP 項目了。

二、在符合上述條件的同時，新上政府付費項目原則上還應符合以下審慎要求：

1.財政支出責任佔比超過5%的地區，不得新上政府付費項目。按照「實質重於形式」原則，污水、垃圾處理等依照收支兩條線管理、表現為政府付費形式的PPP項目除外；

【解讀D】

此條規定相當重要，值得贊揚。實踐中除了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外，對於醫療、交通、教育等領域也有可能出現這種收支兩條線管理的情況，這個問題的解決，對於社會對於PPP的正確理解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2.採用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磋商、競爭性談判等競爭性方式選擇社會資本方；

理解清晰，無須解讀。

3.嚴格控制項目投資、建設、運營成本，加強跟蹤審計。

理解清晰，無須解讀。

對於規避上述限制條件，將新上政府付費項目打捆、包裝為少量使用者付費項目，項目內容無實質關聯、使用者付費比例低於10%的，不予入庫。

【解讀E】

這句話本意是好的，但是總感覺表述不清晰，拆分理解如下：

1、適用前提是本應屬於政府付費類項目，即項目本身不具有實質性運營成分，而硬是將其他無實質性關聯的運營包含進來。最典型的是將市政道路周邊的停車場、廣告牌加入進來。在這種情況下，實施動機就是想建設市政道路，是為了「迎合」PPP的規定才進行包裝。

2、如果項目本身就是有實質性運營的項目，那麼就不是政府付費，不用符合此項規定。因此，不要誤解為，可行性缺口補助項目中使用者付費比例必須不低於10%。例如，養老項目，公益性成分較大，就算是收入嚴重不足低於10%，那麼政府也應該補貼；又如市內文旅項目，是為了提升市民的生活質量和城市品質，就算收入少於10%，政府也可以補貼。這些都是合規的。千萬不要在這里曲解了。

3、對於不準予入庫中的「無實質性關聯」和「使用者付費比例低於10%」規定，到底是兩個條件需要同時滿足的「和」，還是兩個條件只滿足一個即可的「或」，這幾天不同專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觀點。這一點很重要，涉及到打擊面是否過大，很多項目是否還能做得下去得問題，將來得應先過會很大。

我們認為，應該理解為「和」，也就是說，對於政府付費的項目中加了使用者付費項目，只有同時滿足了「無實質性關聯」和「使用者付費比例低於10%」，才是不予入庫的。原因：

（1）應從文中表達的邏輯看，如果是「或」的關系，那麼，一個「無實質性關聯」的規定就足夠了，已經涵蓋了從0%-100%的所有使用者付費比例，換句話說，如果只要是「無實質性關聯」就不準入庫，那何必再寫出「使用者付費比例低於10%」，多此一舉。顯然，增加了「使用者付費比例低於10%」的表達，就是為了給出一個范圍，即使用者付費比例又是低於10%的，才不予入庫。如果「有實質性關聯」或者「使用者付費比例高於或等於10%的」，則都是可以入庫的。

（2）從內容本身理解，本段前一句是「將新上政府付費項目打捆、包裝為少量使用者付費項目」，這句話也是明顯的指出了，不允許將政府付費項目包裝成了少量使用者付費項目。言外之意，如果包裝成了不少量的使用者付費項目，就可以了。

（3）從實踐中，對於綜合類PPP項目，例如片區綜合開發，其中有運營類的污水處理、文旅、醫養、也有沒有收益的市政道路、管網、環境治理等，這些項目彼此之間並不是具有多強的關聯性，甚至毫無關聯。如果不允許合成一個項目，那麼像產業園區PPP項目、特色小鎮PPP項目就沒有存在的合規性基礎了，財政部PPP項目庫中的「城鎮綜合開發」類別就應該去掉了。

綜上，財政部的本意就是，你要是項目之間不具有關聯性也行，你必須做到使用者付費比例達到或超過10%，否則，你就不能入庫。如果你打包後達到或超過了10%，那麼，我就允許你入庫，做合規PPP。

3、「使用者付費比例超過10%」實踐中難以掌握

這個問題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說過，這里簡要在說一下：

（1）對於壟斷性項目。首先我們說，使用者付費項目其實並不是簡單的一類，實際上是分成了兩類，一類是類似於污水處理、供熱、供水這樣的項目，我經常稱之為壟斷性項目，這類項目的特點是收益相對好預測，並且未來收益穩定。那麼，通常來說，如果設定了使用者付費佔比指標，是比較容易預測出來到底未來收益是否能夠達到這個佔比指標。

（2）對於競爭性項目。市場上存在很多與壟斷性項目形式完全不同的使用者付費項目，例如養老、醫療、文化旅遊、養生等，這些項目既是在建成之前無法預測收益的，更是在建成之後無法確定收益的。如果我們設定了某一個項目的使用者付費佔比（比如10%），那麼，誰能預測出未來的收益呢？實際上是根本無法預測出來，可能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只要財務指標一調整，就可以達到超過10%。因此，這個指標的設定根本就是在實踐中無法產生指導和衡量意義的，很多政府和項目為了滿足這個指標，把本來就無法預測的收益強迫來進行預測，最終很可能引起市場上的混亂。

三、強化財政支出責任監管。。。。。。新簽約項目不得從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安排PPP項目運營補貼支出。。。。。。

【解讀F】

這是一個明顯的推翻財政部原規定的新規定，對此也沒有太多的爭論必要，財政部金融司負責人在近日就《意見》答記者問中已經闡述了原因：一是防止部分地區通過政府性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大量安排PPP項目支出，「放大分母」，規避一般公共預算10%的硬性約束。二是政府性基金預算「以收定支」，且各年度收支規模波動較大、不確定性強，從中安排PPP項目中長期補貼支出，會增加財政支出風險，難以切實保障PPP項目合同履約。三是政府性基金預算是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主要償債來源，若再從政府性基金預算中安排PPP項目運營補貼支出，容易造成「一女多嫁」，不僅加大地方政府償債壓力，也不利於PPP項目本身的可持續。

這里我們要重點強調的是，對於片區綜合開發類項目，以前很多項目的設想是將本項目包含土地的出讓金形成政府性基金預算後，在統籌到本項目中，實現「土地出讓金從項目中來回到項目中去」，但是本次規定，明確禁止了這個模式。未來的綜合開發類項目，從土地開發角度，僅能通過周邊土地二級開發收益來進行投資彌補了。這將對三四線城市及廣大區縣級項目造成了很大影響。

四、加大融資支持。。。。。。鼓勵通過股權轉讓、資產交易、資產證券化等方式，盤活項目存量資產，豐富社會資本進入和退出渠道。

【解讀G】

這里提到的「股權轉讓」，是為了「豐富社會資本進入和退出渠道」，但是並沒有說是股權轉讓給新的投資人，還是可以轉讓給本來就是社會資本聯合體中的另一方。如果是後者，那麼我們拍手叫好（原因參見「解讀C」），其實也是讓退出方獲得了退出渠道（盡管社會資本聯合體的另一方還繼續在PPP中，並且還需要負擔收購股權的責任）；如果是前者，意義不大，因為未來誰也不知道：如果項目運營的好，自有新人願意加入，無須政府「鼓勵」；如果項目運營的不好，「鼓勵」也沒有實際意義，還是盤活不了存量資產。

同時，還要說一點，PPP項目合同中，幾乎都會寫「社會資本方股權轉讓必須經過政府同意，方可轉讓」，那麼，財政部的這個「鼓勵」的規定，又能如何起到作用呢？總不能要求地方政府在PPP合同中不得加上股權轉讓限制條款吧。

五、聚焦重點領域。優先支持基礎設施補短板以及健康、養老、文化、體育、旅遊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領域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項目。。。。。。

【解讀H】

「優先支持」這個詞語如何理解？

（1）如果是從准許入庫的角度，前面已經有了合規性的要求，只要合規就可以入庫。那麼，無須優先支持。

（2）如果從投融資支持角度，那麼應該在本條（一）（二）中體現，引導保險資金、中國PPP基金進入，但是在本款中沒有表達這層意思，那麼到底「優先支持」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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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如何利用ppp加快地方經濟發展

國內眾多省市都在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領域大力探索和推行PPP模式。由於基礎設施投入資金大、周期長、期間變數大，因而項目風險成為了公私部門重點關注的問題。對於PPP項目的風險，清華大學建設管理系王守清教授選取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實施的PPP項目中16個失敗的案例，並從中歸納總結出導致這些項目失敗或出現問題的主要風險因素，為PPP項目風險的識別、規避和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一、法律變更風險
主要是指由於採納、頒布、修訂、重新詮釋法律或規定而導致項目的合法性、市場需求、產品/服務收費、合同協議的有效性等元素發生變化,從而對項目的正常建設和運營帶來損害,甚至直接導致項目的中止和失敗的風險。 PPP項目涉及的法律法規比較多,加之我國PPP項目還處在起步階段,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很容易出現這方面的風險。例如江蘇某污水處理廠採用BOT 融資模式,原先計劃於2002年開工,但由於2002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的頒布,項目公司被迫與政府重新就投資回報率進行談判。上海的大場水廠和延安東路隧道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均被政府回購。
二、審批延誤風險
主要指由於項目的審批程序過於復雜,花費時間過長和成本過高,且批准之後,對項目的性質和規模進行必要商業調整非常困難,給項目正常運作帶來威脅。比如某些行業里一直存在成本價格倒掛現象,當市場化之後引入外資或民營資本後,都需要通過提價來實現預期收益。而根據我國《價格法》和《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規定,公用事業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徵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這一復雜的過程很容易造成審批延誤的問題。以城市水業為例,水價低於成本的狀況表明水價上漲勢在必行,但是各地的水價改革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公眾阻力和審批延誤問題。例如,2003年的南京水價上漲方案在聽證會上未獲通過;上海人大代表也提出反對水價上漲的提案,造成上海水價改革措施遲遲無法落實實施。因此出現了外國水務公司從中國市場撤出的現象。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泰晤士水務出售了其大場水廠的股份,Anglian從北京第十水廠項目中撤出。
三、政治決策失誤/冗長風險
是指由於政府的決策程序不規范、官僚作風、缺乏PPP的運作經驗和能力、前期准備不足和信息不對稱等造成項目決策失誤和過程冗長。例如青島威立雅污水處理項目由於當地政府對PPP的理解和認識有限,政府對項目態度的頻繁轉變導致項目合同談判時間很長。而且污水處理價格是在政府對市場價格和相關結構不了解的情況下簽訂,價格較高,後來政府了解以後又重新要求談判降低價格。此項目中項目公司利用政府知識缺陷和錯誤決策簽訂不平等協議,從而引起後續談判拖延,面臨政府決策冗長的困境。相類似的在大場水廠、北京第十水廠和廉江中法供水廠項目中也存在同樣問題。
四、政治反對風險
主要是指由於各種原因導致公眾利益得不到保護或受損,從而引起政治甚至公眾反對項目建設所造成的風險。例如大場水廠和北京第十水廠的水價問題,由於關繫到公眾利益,而遭到來自公眾的阻力,政府為了維護社會安定和公眾利益也反對漲價。
五、政府信用風險
是指政府不履行或拒絕履行合同約定的責任和義務而給項目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危害。例如在長春匯津污水處理廠項目中,匯津公司與長春市排水公司於2000年3月簽署《合作企業合同》,設立長春匯津污水處理有限公司,同年長春市政府制定《長春匯津污水處理專營管理辦法》。2000年底,項目投產後合作運行正常。然而,從2002年年中開始,排水公司開始拖欠合作公司污水處理費,長春市政府於 2003年2月28日廢止了《管理辦法》,2003年3月起,排水公司開始停止向合作企業支付任何污水處理費。經過近兩年的法律糾紛,2005年8月最終以長春市政府回購而結束。
再比如在廉江中法供水廠項目中,雙方簽訂的《合作經營廉江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合同》,履行合同期為30年。合同有幾個關鍵的不合理問題:問題一,水量問題。合同約定廉江自來水公司在水廠投產的第一年每日購水量不得少於6萬立方米,且不斷遞增。而當年廉江市的消耗量約為2萬立方米,巨大的量差使得合同履行失去了現實的可能性;問題二,水價問題。合同規定起始水價為1.25元人民幣,水價隨物價指數、銀行匯率的提高而遞增。而廉江市每立方米水均價為1.20元,此價格自1999年5月1日起執行至今未變。脫離實際的合同使得廉江市政府和自來水公司不可能履行合同義務,該水廠被迫閑置,談判結果至今未有定論。除此之外,遇到政府信用風險的還有江蘇某污水處理廠、長春匯津污水處理和湖南某電廠等項目。
六、不可抗力風險
是指合同一方無法控制,在簽訂合同前無法合理防範,情況發生時,又無法迴避或克服的事件或情況,如自然災害或事故、戰爭、禁運等。例如湖南某電廠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原國家計委批准立項,西方某跨國能源投資公司為中標人,項目所在地省政府與該公司簽訂了特許權協議,項目前期進展良好。但此時某些西方大國(包括中標公司所在國)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對中國主權形成了嚴重的實質上的侵犯。國際政治形勢的突變,使得投標人在國際上或中國的融資都變得不可能。項目公司因此最終沒能在延長的融資期限內完成融資任務,省政府按照特許權協議規定收回了項目並沒收了中標人的投標保函,之後也沒有再重新招標,從而導致了外商在本項目的徹底失敗。在江蘇某污水處理廠項目關於投資回報率的重新談判中,也因遇到非典中斷了項目公司和政府的談判。
七、融資風險
是指由於融資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健全、融資的可及性等因素引起的風險,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資金籌措困難。PPP項目的一個特點就是在招標階段選定中標者之後,政府與中標者先草簽特許權協議,中標者要憑草簽的特許權協議在規定的融資期限內完成融資,特許權協議才可正式生效。如果在給定的融資期內發展商未能完成融資,將會被取消資格並沒收投標保證金。在湖南某電廠的項目中,發展商就因沒能完成融資而被沒收了投標保函。
八、市場收益不足風險
是指項目運營後的收益不能滿足收回投資或達到預定的收益。例如天津雙港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中,天津市政府提供了許多激勵措施,如果由於部分規定原因導致項目收益不足,天津市政府承諾提供補貼。但是政府所承諾補貼數量沒有明確定義,項目公司就承擔了市場收益不足的風險。另外京通高速公路建成之初,由於相鄰的輔路不收費,致使較長一段時間京通高速車流量不足,也出現了項目收益不足的風險。在杭州灣跨海大橋和福建泉州刺桐大橋的項目中也有類似問題。
九、項目唯一性風險
是指政府或其他投資人新建或改建其他項目,導致對該項目形成實質性的商業競爭而產生的風險。項目唯一性風險出現後往往會帶來市場需求變化風險、市場收益風險、信用風險等一系列的後續風險,對項目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如杭州灣跨海大橋項目開工未滿兩年,在相隔僅50公里左右的紹興市上虞沽渚的紹興杭州灣大橋已在加緊准備當中,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當地政府對橋的高資金回報率不滿,致使項目面臨唯一性風險和收益不足風險。鑫遠閩江四橋也有類似的遭遇,福州市政府曾承諾,保證在9年之內從南面進出福州市的車輛全部通過收費站,如果因特殊情況不能保證收費,政府出資償還外商的投資,同時保證每年18%的補償。但是2004年5月16日,福州市二環路三期正式通車,大批車輛繞過閩江四橋收費站,公司收入急劇下降,投資收回無望,而政府又不予兌現回購經營權的承諾,只得走上仲裁庭。該項目中,投資者遭遇了項目唯一性風險及其後續的市場收益不足風險和政府信用風險。福建泉州刺桐大橋項目和京通高速公路的情況也與此類似,都出現了項目唯一性風險,並導致了市場收益不足。
十、配套設備服務提供風險
指項目相關的基礎設施不到位引發的風險。在這方面,湯遜湖污水處理廠項目是一個典型案例。2001年凱迪公司以BOT方式承建湯遜湖污水處理廠項目,建設期兩年,經營期20年,經營期滿後無償移交給武漢高科(代表市國資委持有國有資產的產權)。但一期工程建成後,配套管網建設、排污費收取等問題。遲遲未能解決,導致工廠一直閑置,最終該廠整體移交武漢市水務集團。
十一、市場需求變化風險
是指排除唯一性風險以外,由於宏觀經濟、社會環境、人口變化、法律法規調整等其他因素使市場需求變化,導致市場預測與實際需求之間出現差異而產生的風險。例如山東中華發電項目,項目公司於1997年成立,計劃於2004年最終建成。建成後運營較為成功,然而山東電力市場的變化,國內電力體制改革對運營購電協議產生了重大影響。第一是電價問題,1998年根據原國家計委曾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中華發電在已建成的石橫一期、二期電廠獲准了0.41元/度這一較高的上網電價;而在2002年10月,菏澤電廠新機組投入運營時,山東省物價局批復的價格是0.32元/度。這一電價不能滿足項目的正常運營;第二是合同中規定的「最低購電量」也受到威脅,2003年開始,山東省計委將以往中華發電與山東電力集團間的最低購電量5500小時減為5100小時。由於合同約束,山東電力集團仍須以「計劃內電價」購買5500小時的電量,價差由山東電力集團自己掏錢填補,這無疑打擊了山東電力集團公司購電的積極性。在杭州灣跨海大橋、閩江四橋,刺桐大橋和京通高速等項目中也存在這一風險。
十二、收費變更風險
是指由於PPP產品或服務收費價格過高、過低或者收費調整不具彈性、不自由而導致項目公司的運營收入不如預期而產生的風險。例如,由於電力體制改革和市場需求變化,山東中華發電項目的電價收費從項目之初的0.41元/度變更到了0.32元/度,使項目公司的收益受到嚴重威脅。
十三、腐敗風險
主要指政府官員或代表採用不合法的影響力要求或索取不合法的財物,而直接導致項目公司在關系維持方面的成本增加,同時也加大了政府在將來的違約風險。例如由香港匯津公司投資興建的沈陽第九水廠BOT項目,約定的投資回報率為:第2-4年,18.50%;第5-14年,21%;第15-20年,11%。如此高的回報率使得沈陽自來水總公司支付給第九水廠的水價是2.50元/噸,而沈陽市1996年的平均供水價格是1.40元/噸。到2000年,沈陽市自來水總公司虧損高達2億多元。這個虧損額本來應由政府財政填平,但沈陽市已經多年不向自來水公司給予財政補貼了。沈陽市自來水總公司要求更改合同。經過數輪艱苦的談判,2000年底,雙方將合同變動如下:由沈陽市自來水總公司買回匯津公司在第九水廠所佔股權的50%,投資回報率也降至14%。這樣變動後沈陽自來水廠將來可以少付兩個多億。其實對外商承諾的高回報率在很大程度上與地方官員的腐敗聯系在一起,在業內,由外商在沈陽投資建設的八個水廠被譽為「沈陽水務黑幕」。

⑶ 什麼是PPP污水處理項目

廢水處理的目的就是對廢水中的污染物以某種方法分離出來，或者將其分解轉化為無害穩定物質，從而使污水得到凈化。一般要達到防止毒物和病菌的傳染；避免有異嗅和惡感的可見物，以滿足不同用途的要求。廢物處理基本方法是用物理、化學或生物方法，或幾種方法配合使用以去除廢水中的有害質，按照水質狀況及處理後出水的去向確定其處理程度，廢水處理一般可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處理。廢水處理基本方法：（1）一級處理採用物理處理方法，即用格柵、篩網、沉沙池、沉澱池、隔油池等構築物，去除廢水中的固體懸浮物、浮油，初步調整pH值，減輕廢水的腐化程度。廢水經一級處理後，一般達不到排放標准（BOD去除率僅25－40%）。故通常為預處理階段，以減輕後續處理工序的負荷和提高處理效果。廢水處理基本方法：（2）二級處理是採用生物處理方法及某些化學方法來去除廢水中的可降解有機物和部分膠體污染物。經過二級處理後，廢水中BOD的去除率可達80-90％，即BOD合量可低於30mg/L。經過二級處理後的水，一般可達到農灌標准和廢水排放標准，故二級處理是廢水處理的主體。但經過二級處理的水中還存留一定量的懸浮物、生物不能分解的溶解性有機物、溶解性無機物和氮磷等藻類增值營養物，並含有病毒和細菌。因而不能滿足要求較高的排放標准，如處理後排入流量較小、稀釋能力較差的河流就可能引起污染，也不能直接用作自來水、工業用水和地下水的補給水源。廢水處理基本方法：（3）三級處理是進一步去除二級處理未能去除的污染物，如磷、氮及生物難以降解的有機污染物、無機污染物、病原體等。廢水的三級處理是在二級處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採用化學法（化學氧化、化學沉澱等）、物理化學法（吸附、離子交換、膜分離技術等）以除去某些特定污染物的一種「深度處理」方法。顯然，廢水的三級處理耗資巨大，但能充分利用水資源。廢水處理相當復雜，處理方法的選擇，必須根據廢水的水質和數量，排放到的接納水體或水的用途來考慮。同時還要考慮廢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污泥、殘渣的處理利用和可能產生的二次污染問題，以及絮凝劑的回收利用等。常用的廢水處理基本方法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廢水處理基本方法：（1）物理法：廢水處理方法的選擇取決於廢水中污染物的性質、組成、狀態及對水質的要求。一般廢水的處理方法大致可分為物理法、化學法及生物法三大類。利用物理作用處理、分離和回收廢水中的污染物。例如用沉澱法除去水中相對密度大於1的懸浮顆粒的同時回收這些顆粒物；浮選法（或氣浮法）可除去乳狀油滴或相對密度近於1的懸浮物；過濾法可除去水中的懸浮顆粒；蒸發法用於濃縮廢水中不揮發性的可溶性物質等。廢水處理基本方法：（2）化學法：利用化學反應或物理化學作用回收可溶性廢物或膠體物質，例如，中和法用於中和酸性或鹼性廢水；萃取法利用可溶性廢物在兩相中溶解度不同的「分配」，回收酚類、重金屬等；氧化還原法用來除去廢水中還原性或氧化性污染物，殺滅天然水體中的病原菌等。廢水處理基本方法：（3）生物法：利用微生物的生化作用處理廢水中的有機物。例如，生物過濾法和活性污泥法用來處理生活污水或有機生產廢水，使有機物轉化降解成無機鹽而得到凈化。以上方法各有其適應范圍，必須取長補短，相互補充，往往很難用一種方法就能達到良好的治理效果。一種廢水究竟採用哪種方法處理，首先是根據廢水的水質和水量、水排放時對水的要求、廢物回收的經濟價值、處理方法的特點等，然後通過調查研究，進行科學試驗，並按照廢水排放的指標、地區的情況和技術可行性而確定。目前，我國主要採用以下幾種廢水處理基本方法：廢水處理基本方法1、活性污泥工藝活性污泥工藝是國內外城市污水處理工藝的主流，由於其較高的處理效率，運行穩定可靠，而被大中型污水處理廠廣泛採用。主要設備：排污泵、格柵、吸砂機、刮吸呢機、曝氣機、潛水攪拌機、潷水機、迴流泵、壓榨機等。廢水處理基本方法2、氧化溝工藝從本質上講，氧化溝工藝是傳統活性污泥法的一種變形和發展，最突出的優點是在保證穩定高效的處理效果前提下，佔地面積小，運行管理簡單，降低了總投資和運行費用，同時除氮，除磷的效果優於傳統活性污泥法。氧化溝工藝也有許多類型，按池型，運行方式、曝氣設備的差別。主要設備：排污泵、格柵、轉刷曝氣機、潛水推流器、污泥迴流泵、刮吸泥機、壓榨機等。

⑷ PPP項目融資失敗案例評析

PPP項目融資失敗案例評析

PPP項目融資有成功就會有失敗，那麼其中的失敗案例，大家了解哪些?

(一)蘭州威立雅水務水污染事件

不久前，蘭州市威立雅水務集團公司檢測顯示出廠水苯含量、自流溝苯含量遠超出國家限值的10微克/升，導致蘭州主城區的城關、七里河、安寧、西固四區居民生活用水停供4天，後經查明系蘭州石化管道泄漏所致。

評價：看似偶然，實則必然。一方面，蘭州威立雅每年的投入預算很低，幾乎無法維持供水系統正常運轉。技術設施疏於維護保養，才導致如此嚴重的水污染事件。另一方面，當初威立雅為獲得45%的股權已經付出了極高的投標價，而蘭州水價4年來一直未漲，公司處於虧損狀態，無力也不願出資維護更新設施，這些風險當初是否被合作雙方考慮到，反映在合同當中，並約定分擔解決機制，這不僅是威立雅的事，更需要蘭州市政府反思。

(二)天津市雙港垃圾焚燒發電廠

雙港垃圾焚燒發電廠系天津政府與泰達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BOT項目，後者投資5.4億元人民幣，工程設計能力為年處理垃圾40萬噸，占天津年生活垃圾總量的25%，特許經營期30年。

但是目前項目運營並不樂觀，一是伴隨焚燒垃圾產生的二惡英氣體有致癌因素的傳播導致周邊居民恐慌，上訪投訴乃至群體型事件不斷。二是合同規定由於約定原因導致項目收益不足，政府提供財政補貼，但是對補貼數量沒有明確定義，導致項目公司承擔了收益不足的風險。如2012年財政補貼不足5800萬元，僅占公司主營業務收入的1.25%，現在是企業叫屈，公眾不買賬，項目進退維谷。

評價：雙港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案例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從早期的「越位」變成現在的不作為，而公眾不滿是因為以往地方政府監管不力而引發信任危機，同時項目選址也缺乏必要的聽證程序，從而引發群體型事件。

(三)杭州灣跨海大橋

出於對預期效益的樂觀評估，杭州灣跨海大橋一度吸引了大量民間資本，17家民營企業以BOT形式參股杭州灣大橋發展有限公司，讓這一大型基礎工程成為國家級重大交通項目融資模板。然而現在投資入股的民企又紛紛轉讓股份，退出大橋項目，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國企回購贖回了項目80%的股份。

通車五年後，項目資金仍然緊張，2013年全年資金缺口達到8.5億元。而作為唯一收入來源的大橋通行費收入全年僅為6.43億元。按照30年收費期限，可能無法回收本金。

評價：第一，《杭州灣跨海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預測到2010年大橋的車流量有望達到1867萬輛，但2010年實際車流量僅有1112萬輛，比預期少了30% 以上。嚴重的預期收益誤判導致民企決策錯誤。第二，大橋項目從規劃到建成的10年間多次追加投資，從規劃階段的64億元到2011年的136億元，投資累計追加1倍還多，參股的民企已先期投入，只能繼續追加，最終被「套牢」。第三，2013年嘉紹大橋通車對杭州灣大橋是「雪上加霜」，接下來，杭州灣第三跨海工程錢江通道2014年底也將通車，另外寧波杭州灣大橋、舟山-上海跨海高速、杭州灣鐵路大橋等項目也已納入地方或國家規劃，未來車流量將進一步分流，合同與規劃的嚴重沖突令項目前景更加黯淡。

(四)山東中華發電項目

中華發電項目總投資168億元人民幣，裝機規模300萬千瓦，由山東電力、山東國際信託、香港中華電力以及法國電力共同發起的中華發電有限公司承擔，合作經營期為20年，期滿後電廠資產全部歸中方所有。該項目是我國迄今為止裝機規模最大、貸款額最高的BOT電力項目，也被譽為1998年中國最佳PPP項目。為了促成合作，項目公司與山東電網簽署了《運營購電協議》，約定了每年的最低售電量。

根據1998年原國家計委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已建成的.石橫一期、二期電廠獲准0. 41元/度這一較高的上網電價，基本保障了項目收益。然而在2002年10月菏澤電廠新機組投入運營時，山東省物價局批復的價格是0.32元/度，這一電價無法滿足項目的正常運營，更糟的是從2003年開始，山東省發改委將中華發電與山東電力間的最低購電量從5500小時減為5100小時。由於合同約束，山東電力仍須以計劃內電價購買5500小時的電量，價差由山東電力自行填補，導致合作無法為繼，項目收益銳減。

評價：中華發電項目案例說明決策者在引入項目時缺乏長遠考慮，「固定回報」承諾導致合作雙方現在進退兩難。1998年的中國計劃經濟成分更多，競爭壓力較小。然而近年來伴隨國企改制，國家電力公司被拆分為大唐電力、山東國電、國電電力、中電國際、華能集團五大發電集團公司，競爭壓力倒逼發電企業「競價上網」，中華發電項目合作雙方之間的《運營購電協議》已失去繼續執行的體制機制基礎，這一深刻的教訓啟示今後的合作項目一定要充分預見風險，構建科學分擔機制。

(五)匯津中國(長春)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作為國內首家合資公用事業項目，長春市排水公司於2000年初與香港匯津公司合資建立匯津(長春)污水處理有限公司(即匯津長春)，合同期限為20年。同年 7月，市政府制定了《長春匯津污水處理專營管理辦法》。2000年底，項目投產並正常運行。然而從2002年開始，排水公司就拖欠匯津長春污水處理費，而從2003年3月起停止付費。為解決爭議，匯津公司邀請吉林省外經貿廳出面調解，在調解會上匯津公司得知市政府已於2003年2月廢止了《專營辦法》。

匯津公司認為《專營辦法》是政府為支持項目而做出的行政許可和行政授權，廢除《專營辦法》等於摧毀了項目運營基礎。在多次調解無果的情況下，匯津公司於 2003年8月向長春市中院起訴長春市政府，而長春市政府認為匯津與市排水公司所簽訂的《合作經營合同書》是一份不平等合約，廢止《專營辦法》是為了貫徹《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屬於依法行政。敗訴後匯津公司又上訴至吉林省高院，期間匯津長春停產，數百萬噸污水直接排入松花江，是為轟動一時的「匯津事件」。經過近兩年的法律糾紛，最終長春市政府將匯津長春回購。

評價：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城市化進程很快，而財政無力支付巨額基礎建設資金，紛紛引入境外投資者並承諾固定回報，原本低回報，以穩定見長的水務在我國漸成暴利行業。為此，國務院於1998年下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對此類問題作出了禁止性規定。然而在《通知》發出2年後，匯津長春項目還能獲得審批立項，說明地方政府可能在報批過程中打了「擦邊球」，有關部門也涉嫌監管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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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中國農村污水治理還存在哪些問題

每年產生污水90多億噸，處理率卻僅為22%，遠低於城鎮污水90%以上的處理率；污水治理設施「建好不用、只曬太陽」的現象普遍存在；排放標准日趨嚴格與地方經濟可承受能力矛盾增加……農村污水治理陷入重重困境。

政策密集落地激發巨大市場

農村污水治理已經成為今年水污染治理的重頭戲。2018年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今年將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計劃，以農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為主攻方向。

緊隨其後，中辦、國辦聯合印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進一步提出，積極推廣低成本、低能耗、易維護、高效率的污水處理技術，鼓勵採用生態處理工藝。加強生活污水源頭減量和尾水回收利用。將農村水環境治理納入河長制、湖長制管理。

在今年5月舉行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再次提及以農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為主攻方向，推進鄉村環境綜合整治，同時國家對農村的投入要向這方面傾斜。

地方層面，農村污水治理步伐也在加快。據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經有湖南、湖北、江蘇、福建、雲南、安徽等近20省份相繼出台一系列推進村鎮污水治理的政策。例如，湖南省提出，到2020年建制鎮生活污水處理率達到70%以上，全省農村廁所污水治理和資源化利用率達到70%以上。山東省提出，到2020年，50%以上的村莊對生活污水進行處理，其中，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示範縣80%以上的村莊對生活污水進行處理；農村新型社區基本實現污水收集處理。
重金投入是一大亮點。例如海南省提出，2018-2020年，計劃籌措約190億元資金用於全省農村生活污水治理。

國家及地方層面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推動著村鎮污水領域市場加速釋放。據E20研究院測算，到2020年村鎮污水處理率將達60%，後「十三五」時期預計市場空間剩餘1200億。
「城鎮污水處理市場已趨於飽和，而村鎮污水處理市場呈現一片藍海。」桑德國際有限公司總裁助理兼村鎮環境集團總經理王俊安表示。

另據不完全統計，今年1至5月，共有18個投資額超5億的村鎮污水治理項目釋放，累積投資額度超165億元。

⑹ 什麼叫PPP項目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又稱PPP模式，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是公共基礎設施中的一種項目運作模式。在該模式下，鼓勵私營企業、民營資本與政府進行合作，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

拓展資料：

PPP的模式特點

第一，PPP是一種新型的項目融資模式。PPP融資是以項目為主體的融資活動，是項目融資的一種實現形式，主要根據項目的預期收益、資產以及政府扶持的力度而不是項目投資人或發起人的資信來安排融資。項目經營的直接收益和通過政府扶持所轉化的效益是償還貸款的資金來源，項目公司的資產和政府給予的有限承諾是貸款的安全保障。

第二，PPP融資模式可以使更多的民營資本參與到項目中，以提高效率，降低風險。這也正是現行項目融資模式所鼓勵的。政府的公共部門與民營企業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進行全程合作，雙方共同對項目運行的整個周期負責。PPP融資模式的操作規則使民營企業能夠參與到城市軌道交通項目的確認、設計和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中來，這不僅降低了民營企業的投資風險，而且能將民營企業的管理方法與技術引入項目中來，還能有效地實現對項目建設與運行的控制，從而有利於降低項目建設投資的風險，較好地保障國家與民營企業各方的利益。這對縮短項目建設周期，降低項目運作成本甚至資產負債率都有值得肯定的現實意義。

第三，PPP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民營資本「有利可圖」。私營部門的投資目標是尋求既能夠還貸又有投資回報的項目，無利可圖的基礎設施項目是吸引不到民營資本的投入的。而採取PPP模式，政府可以給予私人投資者相應的政策扶持作為補償，如稅收優惠、貸款擔保、給予民營企業沿線土地優先開發權等。通過實施這些政策可提高民營資本投資城市軌道交通項目的積極性。

第四，PPP模式在減輕政府初期建設投資負擔和風險的前提下，提高城市軌道交通服務質量。在PPP模式下，公共部門和民營企業共同參與城市軌道交通的建設和運營，由民營企業負責項目融資，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低資產負債率，這不但能節省政府的投資，還可以將項目的一部分風險轉移給民營企業，從而減輕政府的風險。同時雙方可以形成互利的長期目標，更好地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

⑺ PPP項目有哪些盈利模式(2)

PPP項目有哪些盈利模式？

①北京地鐵4號線的全部建設內容劃分為A(征地拆遷和土建工程)、B(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兩部分，北京市政府只將占總投資30%的B部分(投資額約為46億元)交由香港地鐵有限公司(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當地國企)和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當地國企)共同組建的京港地鐵公司(SPV)來負責融資建設(即BOT模式)。此外，該SPV負責地鐵4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包括A和B兩部分)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30年)滿後將B部分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市政府，將A部分項目設施歸還給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信託周刊章)。

②昆明快速公交(BRT)系統項目(包括交通樞紐站、首末站、場站、沿途站牌的建設)建設規模大，收費顯著不足，對民間資本缺乏吸引力。為此，昆明市政府採取了BOT-BT-TOT的集成融資模式：將資金需求量大、投資收益較好且建設周期長的專用道建設(包括路面建設、交通樞紐站、首末站和場站的建設)部分，採用BOT模式交由A公司負責;將資金需求量相對較小、無收費機制、建設周期短的車輛購置及智能交通系統建設部分，採用BT模式交由B公司負責;A公司建設完成後，通過租賃協議將專用道部分的經營權移交給C公司，同時，B公司在建設完成並由政府回購後，再由政府將車輛購置及智能交通系統部分的經營權移交給C公司，至此，整個BRT項目採用TOT模式交由C公司負責經營。

2、打包運作形成規模效應，降低單位產品成本

在PPP項目中，社會資本需要進行一定規模的建設投資，或者購買項目一定期限的產權或經營權，那麼，若公共產品或服務的需求量過小則PPP項目的產能過剩，導致社會資本的盈利性差或者需要政府對差額部分進行財政補貼。可見，確保PPP項目適當規模的需求，從而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是PPP項目盈利的一種思路。

以各省公布的首批PPP項目清單中普遍受到青睞的污水處理項目為例，規模越大對投資者越有吸引力，而規模小的項目基本不具備投資者對市場化經營的收益要求。因此，對於普遍存在規模小且分布零散特點的鄉鎮污水項目，國內的通常做法即打包運作、“一廠一價”，如深圳龍崗10座污水處理廠打包轉讓項目、海南16座污水處理廠打成兩個“項目包”委託運營項目、江陰4污水處理廠打包招商項目等。

又如江西省工業園區污水打包BOT項目：2010年8月，江西省政府頒布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規劃，把工業園區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列為十大節能減排工程之首，要求在2015年建成102個工業園區的污水處理項目;2011年5月，江西省政府與中國節能環保集團簽署全面的戰略合作框架(規劃日處理量237萬噸，總投資146億)，由江西省城投(出資20%)與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出資80%)組建的中國節能江西公司(SPV)，負責江西省102個工業園區的污水和固廢處理、環保節能，工作范圍包括投資建設、運營管理，特許期限30年，由政府來進行付費。

3、進行管理或技術創新，降低運營成本

採用PPP不僅是為了解決公共部門的財政緊張，更重要的是藉助社會資本的專業和創新，來提高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因此，社會資本為了拓展其盈利空間，應在特許經營過程中充分發揮其主動創新積極性，通過管理或技術創新不斷降低其運營成本。

例如：在湖南省長沙市東部近郊的長沙縣，牛角沖社區與長沙綠動循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綠色循環積分計劃”，居民們在長沙綠動循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注冊後，將領取到各自的專屬二維碼，居民們將家中可回收垃圾打包後貼上二維碼投放到社區的專用回收桶後，公司會將垃圾運往循環分揀中心通過掃描二維碼確定居民信息，根據垃圾的種類數量換算成積分錄入用戶賬戶，居民的二維碼垃圾積分達到一定數量後可兌換生活用品或抵用小區的物業費。集中回收後再由PPP項目社會資本進行垃圾分類是一項耗時、耗力的事，而對於形成並投放生活垃圾的居民而言，垃圾分類卻是舉手之勞、輕而易舉的事，長沙綠動循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通過二維碼社區垃圾回收模式這一管理創新，充分調動了廣大居民的積極性，大幅壓縮了其進行垃圾分類的成本，進而極大拓展了其盈利空間。

五、PPP項目盈利模式之目標利潤的穩定

獲取利潤是企業價值增長的主要方式，因此，能否獲取穩定、可持續的利潤是企業進行投資的重要決策依據。有鑒於此，不但要讓PPP項目社會資本“有錢可賺、有利可圖”，還要確保其利潤的相對穩定與可持續，降低社會資本在PPP項目中實現目標利潤的風險，也是其重要的盈利模式設計思路之一。

1、將盈虧狀況不同的公共產品捆綁，提高目標利潤的可持續性

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既有現金流入充裕的經營性公共項目，也有現金流入不足的非經營性公共項目，甚至是沒有任何現金流入的非經營性公共項目。經營性公共項目對於社會資本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採用PPP模式有可能造成社會資本“暴利”，置政府於尷尬境地;而准/非經營性公共項目則對社會資本缺乏吸引力，採用PPP模式後政府需要進行適當的財政補貼或者需要付費，從而給政府帶來一定的財政壓力。為了吸引社會資本進入更為廣泛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同時確保PPP項目“盈利但不暴利”，可以將盈虧狀況迥異的項目捆綁實施PPP，實現“以豐養歉”：既可以是同類公共產品中盈虧狀況不同的項目捆綁，如捆綁交通流量不同的高速公路路段;也可是具有特定聯系的異類公共產品中盈虧狀況不同的項目捆綁，如海水淡化與發電捆綁。

代表性項目如：天津的國投北疆發電廠循環經濟PPP項目由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天津市津能投資公司、天津長蘆漢沽鹽場有限責任公司按64：34：2的比例共同投資建設與運營管理，該工程由“發電工程、海水淡化、濃海水制鹽、供熱、土地整理、廢物利用”六個分項工程組成，提供電力、熱力、淡水、土地、鹽化產品、建材等多種重要產品。其中，海水淡化工程是循環經濟的關鍵環節，由於受生產成本及供水體制等約束而一直處於虧損狀態，該項目就是將盈利性差的海水淡化工程與盈利性較好的發電工程捆綁，實行“以電養水”的政策，發電工程的盈利彌補海淡工程的虧損;鑒於天津的國投北疆發電廠循環經濟PPP項目整體上看是盈利的，其二期工程規劃的2台100萬千瓦發電機組和30萬噸/日海水淡化裝置已於2014年12月24日獲國家發改委核准。

2、運營前期合理設定保底量，提高目標利潤的穩定性

由於PPP合同的長期性，成本與需求的不確定即成為其顯著特徵。為了保證社會資本目標利潤的穩定性，公私雙方通常會設定最小需求保證(minimum demand guarantee，MDG)或最小收益保證(minimum revenue guarantee，MRG)，即我國PPP實踐中所謂的保底量，這本質上是一種公私雙方風險共擔策略或社會資本的風險緩解機制。由於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較快且PPP市場還不健全，運營前期設定保底量的做法在污水處理、垃圾處理、隧道、橋梁等具有流量特徵的PPP項目，以及新能源汽車充電等市場不成熟的項目中普遍存在，下面介紹污水處理與垃圾處理兩個領域的具體做法。

①污水處理PPP項目通常會在運營期前3-5年，按設計處理規模的一定比例設定階梯式增長的保底水量，剩餘特許經營期內則以設計規模為保底水量，根據按月付費的慣例，若當月實際處理量達不到保底量則仍按保底量計付污水處理服務費(不考慮暫停、罰款等特殊情況)，從而使得投資人獲得可預期的、穩定的現金流擔保;該領域運作比較成功的如合肥市王小郢污水處理廠資產權益轉讓(TOT)項目。

②與污水處理略有區別，垃圾處理項目保底量的設定，需要綜合考慮實際垃圾供應量及預期增長速度、設計處理規模、垃圾含水率以及垃圾處理設備的實際負荷能力，如果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還需考慮焚燒率;此外，由於一年之中的垃圾供應量會因季節變化出現較大波動，因此，垃圾供應保底量不是按月執行，而是按年累計執行的，即只在開始付費日起每滿一年時才計算年度累計實際垃圾處理量，若該累計量低於年垃圾保底量則按全年垃圾保底量計算全年應付垃圾處理費(不考慮暫停、罰款等特殊情況);該領域運作比較成功的如榮成垃圾焚燒發電BOT項目。

六、結論

相關數據顯示，採用PPP並不一定會讓政府“更省錢”，國際上判斷一個公共項目是否採用PPP，通常都是看其相比傳統模式增加的成本相對於公共產品供給效率或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是否“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VFM)。因此，不同於一般工程項目中承發包雙方之間“零和博弈”的特徵，PPP項目的公私雙方更多地追求項目的價值增值，是可以實現“共贏”的。

有鑒於此，雙方應摒棄傳統的對抗思維，這就要求雙方都以積極的態度進行盈利模式的設計與創新：公共部門應廣泛借鑒國內外成功案例的經驗，主動地為PPP項目選用合法、適當的盈利模式，或客觀地對待社會資本提出的盈利模式方案;而社會資本則應充分發揮其專業、競爭優勢，在交易階段向公共部門提供可行的盈利模式方案，在建設期或運營期通過技術或管理創新優化項目成本。

此外，盈利模式是獲取利潤的邏輯與方法，隨著價值理論的導入，其研究重心逐漸從關注企業利潤轉向關注用戶價值，從而提出了商業模式的概念;本文認為，項目是具有特定目標的一次性任務，更是組織配置資源、創造價值並最終達成自身戰略目標的手段或方式，因此，未來PPP項目社會資本應從公眾價值主張出發，以公眾需求為中心開展價值創造和價值傳遞，在實現公眾價值的同時獲取企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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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什麼是污水處理ppp模式

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縮寫，是指政府與私人組織之間，為了合作建設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或是為了提供某種公共物品和服務，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彼此之間形成一種夥伴式的合作關系，並通過簽署合同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確保合作的順利完成，最終使合作各方達到比預期單獨行動更為有利的結果。公私合營模式（PPP），以其政府參與全過程經營的特點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PPP模式將部分政府責任以特許經營權方式轉移給社會主體（企業），政府與社會主體建立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全程合作」的共同體關系，政府的財政負擔減輕，社會主體的投資風險減小。PPP模式比較適用於公益性較強的廢棄物處理或其中的某一環節，如有害廢棄物處理和生活垃圾的焚燒處理與填埋處置環節。這種模式需要合理選擇合作項目和考慮政府參與的形式、程序、渠道、范圍與程度，這是值得探討且令人困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