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界首市的来历
界首概况
界首市是安徽西北大门,位于京九经济带和欧亚大陆桥经济带交汇处,面向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经济圈,背靠中原腹地,是东西进出的重要门户,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全市总面积667.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万亩,人口73万,辖18个乡、镇、办事处。为省直辖市,省托阜阳市代管。界首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东汉时王莽、刘秀逐鹿于此,留下“王莽追刘秀”的千古史话,光武镇成为全国唯一以皇帝谥号命名的城镇。南宋名将刘琦大败金兀术,在划此沟为界。元末红巾军领袖界首人刘福通,在家乡首举反元义旗,为建立明朝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界首由于特殊的地理优势,未受日军侵犯,上海、南京等城市商人纷纷迁往界首,一度人口剧增,商贾云集,贸易兴旺,有“小上海”之美誉。
界首气候适宜,物产丰富。是全国优质小麦、优质棉花、优质山羊、优质黄牛生产基地,是安徽省粮、棉、油、肉主产区。小麦平均单产连续多年居全省首位。牛行街牲畜交易市场日交易牲畜1000多头,陶庙山羊市场日交易、屠宰山羊1万只。黄牛、山羊具有肉质细嫩、营养丰富、皮质细腻弹性好等特点,为国内外市场紧俏的畜产品之一。颍南马铃薯基地种植面积10万亩,城郊双孢菇种植面积5000亩。红薯、大豆、蔬菜、双孢菇四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通过省级认定。“吕长明”牛肉、“宏亮”熏鸡、清真牛肉干等地方特产享誉省内外。农副产品深加工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前景广阔。
界首工业结构合理,门类齐全。全市已形成20多个行业、2000多个品种的生产体系,国家级、省级名牌产品32个。以华信药业、华源广生药业为主的医药,以天安集团为龙头的塑料化工,以三宝线业、友源鞋业为主的纺织制鞋,以沙河王为龙头的食品酿造,以云龙机械、东亚照明为主的机械制造,以田营铅冶炼为主的金属冶炼六大支柱产业优势明显。“沙河王”系列白酒、“富硒康”口服液、“芬格欣”口服液、“奇安特”运动鞋、“云龙”粮食机械、“锦泉”渔具等知名产品享誉全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0%以上,对财政经济的贡献率达70%左右。
界首园区经济发展迅速,潜力巨大。市工业园位于该市城区东部,面积8平方公里,北邻漯阜铁路和宁洛高速,省道308线横穿其间,园区“四横”、“四纵”网状道路格局基本形成,对外交通十分便捷。园区毗邻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第二水厂、市污水处理厂、市邮政大楼、广电中心等重点单位,距商业中心2公里,东城35KV变电所坐落在园内,医院、学校、通讯、商贸、邮政、金融、停车场、加油站、储配站、消防站等公共设施和配套设施正在建设。园区总体布局分农副产品加工区、机械配件加工区、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区、环保产品加工区、食品工业区、医药产品加工区。《界首市工业园区投资优惠政策若干规定》、《界首市工业园区管理暂行办法》等优惠政策和“一站式”、“一条龙”、“保姆式”服务模式,为外来投资提供了极大便利。入园企业需办理的相关手续,均由园区办公室牵头,市行政服务中心承办,一次性办结。目前已有20多家企业入驻园区。园区以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将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产业升级的基地。
田营铅冶炼加工区位于城区东南8公里陶庄湖,一期工程占地面积100公顷。园区顺应国际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趋势,遵循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通过了省环保局环保检查验收,成为国内再生铅最大生产在地,并被授权制定国家再生铅行业标准。2004年,园区企业年产再生铅15万吨,实现产值15亿元。我们精心制定了园区发展规划,聘请有关专家编制了清洁生产工艺流程,组建了紧密型的华鑫铅业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下辖11个子公司,采取股份制的形式,使公司从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集约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不断改进生产工艺,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力争做成全国规模最大、档次最高、产品最先进、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好的再生铅生产基地。
光武塑料加工区位于城区西北15公里处,紧靠界临郸公路,地理位置优越,面积约100公顷。光武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市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兴盛于2002年以后,辐射西城、靳寨、新马集等乡镇,纵深10多公里,现有初级加工企业900多家,从业人员1万多人,主要生产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氯乙烯、聚对苯颗粒等,年产量30万吨,已有台湾捷远塑化公司等6家深加工企业入户园区。
鸭王经济开发区位于城区东北5公里处,1996年建成,占地面积500亩。园区集科、工、贸一体化,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区内现有韩国、天津、江苏、福建和本地企业22家,主要生产、经销尼龙绳、尼龙网、塑料彩条布等,产品畅销国内外,是全国最大的绳网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界首市场活跃,商业繁荣。光武小百货市场、陶庙山羊市场、颍南马铃薯市场、鸭王绳网市场、东城塑料制品市场、泉阳三粉市场等专业市场功能完善,具有较强的辐射力。近年来,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些专业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千方百计吸引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大户进市场经营,发挥能人效应建市场,形成“一个能人带一串,一个专业兴一片”的市场发展格局,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服务水平,增强市场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
界首社会和谐,文明进步,是全国拥军优属模范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市、全国科技兴市百强县市、全国体育先进县市、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市、全国计划生育服务先进县市、全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安徽省卫生城市,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为外商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界首交通便利,设施完善。颍河横贯城市,可常年通航1500吨级拖船。漯阜铁路穿境而过,与京广、京九线相连。界阜蚌高速公路、临界郸一级公路、省道204线和308线经过界首,通向全国。市区距阜阳机场60公里。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5万吨,电力、通讯事业发达,水资源供给充足。
界首人力资源充足,劳动力综合素质较高,用工成本约为发达地区的一半,水、电、土地、房产、消费等要素价格较低,综合成本很有竞争优势,是有远见的企业家理想的投资宝地。可以说,只要到界首,商机处处有。
界首人民勤劳朴实,重情重义;界首蓄势待发,充满商机,充满希望,有很多资源正待开发。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积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大力营造亲商、安商、和商、富商的良好氛围,努力使所有来界首投资兴业的客商宾至如归,尽情施展才华和抱负。
[编辑本段]行政区划
界首市辖3个街道办事处、12个镇、3个乡:东城街道办事处、西城街道办事处、颍南街道办事处、光武镇、泉阳镇、芦村镇、新马集镇、大黄镇、田营镇、陶庙镇、王集镇、砖集镇、顾集镇、戴桥镇、舒庄镇、邴集乡、靳寨乡、任寨乡。
[编辑本段]界首市的诞生
界首城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北宋初年,境内有一沟(现已不存),为颍州与陈州的分界沟,遂置界沟镇,设界沟驿。元代改设界沟站。明洪武年间,于此设界沟关。明末,因界沟为颍州府边缘首集,始名为界首集。这个过路店形式的小集镇,一直延续了几百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州、蚌埠、开封、商邱等商埠为日军占领。国民党御敌无策,为阻止日军前进,扒开花园口,造成黄水泛滥,形成大片黄泛区,交通受阻,人民涂炭。而界首因水陆交通便利,成为从前方到后方,从敌占区通往陕、甘、川、黔、滇等省区的要道,因而迅速发展起来。几年间,界首集万商云集,货积如山,贸事繁杂,街道纵横;集西的皂庙原本旷野荒冢,也猛增许多街道,交易蜂起;隔河相望的刘兴集,盐粮业发达,运输便利,热闹非凡。这就是初步形成的界首三镇。同时国民党也看好了这个地方,在界首派驻许多部队,设置党、政、警、特等重要机关,企图把界首建成一个苏鲁豫皖地区的稳固的统治中心。界首遂成为达官贵人的聚集之地,商贸人士的发财场所,贫甘难民的谋生地方。这时的界首人口达20多万 ,被誉为“小上海”。时隔不久,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忙着去沦陷区大中城市接管“胜利果实”,富商大贾及流离难民都纷纷返回故里,界首一度萧条下来,城市人口下降到7万 余人。 1946年11月,中共中央派吴芝圃、张国华来到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组建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和豫皖苏军区。12月12日,在睢县平岗召开誓师大会,宣布豫皖苏边区的成立,边区辖三个分区,一个独立旅,一个特务团,并提出“坚持豫皖苏,保卫豫皖苏,扩大豫皖苏,巩固豫皖苏,为解放全中国做出贡献”的口号。会后,豫皖苏军区部队远程奔袭,纵横驰骋,很快打开了局面。1947年初,豫皖苏二分区在郸城集宣告成立,决定在新开辟的淮阳县、鹿邑县和淮太西县的基础上,再开辟沈(邱)鹿(邑)淮(阳)县,并配备干部,组织县区武装,以郸城区为依托,向沙河沿岸出击,打击和消灭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和土顽的有生力量,以巩固和扩大沈鹿淮县。
鉴于界首是沈鹿淮县境的较大城镇,人口集中,商贸繁杂,水陆交通均甚便利,能为财政提供较好收入,为此,解放界首,建立界首市民主政府是豫皖苏部队的重要任务之一。1947年4月14日,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分区司令员魏凤楼率部出击到沙河沿岸,一举打跑了国民党的联防区武装,第一次解放界首城。为了追击并消灭敌之有生力量,经安抚群众,稳定民心和询查匪踪之后,魏凤楼部即撤离界首,西进剿匪。5月18日,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在二分区部队的配合下,从秋渠出发,于当夜由新安集偷渡沙河,进抵界首以南,经过夜间的激烈战斗,消灭国民党潢川保安团2个中队,沈邱保安团3个中队,击毙国民党临泉县保安大队长李澄波,活捉国民党界首镇商会会长饶绍周。时在界首的国民党临泉县长裴代志和刘举镇商会会长戴偕五闻风丧胆,连夜潜渡沙河向东逃窜。19日晨第二次解放界首城,遂即成立以副专员董敬斋为首的市政府,上街宣传党的政策,没收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财产,发放救济物资,边抚群众,稳定社会秩序。数日后又撤离界首,在广大区域内寻歼国民党的武装力量。界首又处于国民党联防区和土顽的控制之下。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大堑,揭开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序幕。“围剿”豫皖苏边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怆惶北调,留下的只是各县保安团和土顽武装,沙河流域形势随即好转。豫皖苏二分区武装和沈鹿淮县大队越过黄泛区,出击沙河两岸,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8月中旬,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经沈鹿淮县顺利通过沙河,更增长了解放军的神威,国民党地方武装望风披靡,四处逃窜。二分区部队主动袭击保安团和土顽,打了许多小胜仗,解放了广大乡村。鉴于光武、黄桥、界首等地区原属太和县境,二分区决定将沈鹿淮县改名为沈(丘)太(和)鹿(邑)县。并于9月18日,任命乔道三为界首市长,待机进军界首城。9月下旬,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开展扫荡战,不仅牵制了大批敌正规部队,而且大量地消灭了敌地方武装和土顽势力,为黄淮平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0月1日,华野六纵十六师击溃了以郭松涛(国民党沙北指挥部主任)为头子的联防区土顽,第三次解放界首城。二分区根据豫皖苏区党委的指示,在华野的支持帮助下,成立了界首市民主市政府,市长乔道三于当日随军进入界首城,积极开展市政府工作。
乔道三到界首后,在短期内着重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会同各路来的干部,组成市政府机构。由沈太鹿县大队副政委齐士钦任政府秘书,巴集区委书记罗克任市财粮科长,二分区干部戴鸿烈任市工商税务局局长,华野干部潘晓光任市公安局局长,为保卫新生政权,组建市大队,由二分区干部李遂成任队长,同时华野还派一些骨干加强市属刘兴区和黄桥区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在界首作短暂逗留的陈毅司令员,派人送来一批武器弹药,表示对市政府和市大队的支持和厚望。当时市政府设在民主街北首街西一幢房子里,门前挂着“豫皖苏边区界首市民主市政府”的木制牌子。
第二是张贴进城布告,宣传党的政策。布告的主要内容是:(1)对广大人民群众,政府予以保护;对汉奸伪军,在自首登记,交出武器后,政府给以宽大待遇;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民主革命秩序,不得隐藏汉奸伪军,不得转让武器,不得破坏捣乱。否则以破坏秩序论罪。(2)取消苛捐杂税,救济难民,减轻人民负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3)鼓励工商业开工营业,平稳物价,公买公卖;以冀钞为本位,法币暂时流通,限期使用。(4)政府保护公共建筑,包括房屋、营监、公所、医院、学校、民教馆等,还保护古墓、文库、标本、仪器等文化资料。
第三是发放救济物资,稳定社会秩序。界首一带难民很多,市政府为解救人民疾苦,在华野六纵的支持下,实行“开仓济贫”,即把一部分生活日用品,如米面、煤油、衣服、家俱等,有组织有秩序地分发给贫苦居民,这一举措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几十里以外的人都来领取,界首渡口拥护异常。受益群众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战争,对稳定社会秩序,争取人民群众,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就这样,界首市在当时的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中,胜利诞生了。此后,市政府址几经迁徙:先迁至玉平街,再迁至生产街南口,最后迁至新华街臧公馆。
界首市的兴起与发展及其城区的变迁
界首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故乡①。陈胜起义失败,被叛徒杀害,其将吕臣再次起拴新阳(今界首市北境尹城子),恢复了起义政权。元末红巾军领袖刘福通与韩林儿、杜遵道等起义于此②。
界首城的兴起可以追逆到春秋时期,名为养城,后讹为阳城,但只是作为居邑。由于其城频临颍水,地处中原通往江南的水上交通要道,至北宋时期日渐兴盛,形成了界沟镇,为颍州境内县以下十一大商业城镇之一③。宋代凡“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镇,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④。”界沟镇当时政府设在监镇官,负责征收商税,熙宁间界沟镇商税收入一度达836贯⑤。不过就当时整个颍州范围而言,界沟镇贸易并不发达,不仅落后于颍州所领汝阴、万 寿、沈丘、颍上4县县城,而且在万寿县所属斤沟、颍上县所属正阳、沈丘县所属永安诸镇之下;城区范围亦十分狭小,方圆不到一里,东依连家寨,至原市政府所在旧臧公馆(今市供销社家属院);东至今新华街、信义街口;南至今大义街中段,逼近颍水;北至至公街、吉甫街南侧。城内纵横街道共有4条:大义街、花布街、笆子街和大关帝庙巷。
为了方便交通,元代设界沟站。明初随着山西、山东移民大量迁入,界沟镇商业日趋活跃。至明代中叶,城区向东沿今迎祥街扩展至今文昌巷一线,原来的连家寨被圈入城内。明末始又称界首集。清代继续发展,咸丰五年(1855年)重筑寨墙,西寨墙扩展至今解放一、二、三大街东侧,北寨墙扩展至原玉皇街北首今新开路和前进巷一线,东寨墙大体沿今前进巷向南止于今迎祥街中段而与文昌巷原东寨墙相接;与此同时颍水南岸的刘兴镇亦修筑了寨墙,范围仅相当界首集的三分之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界首市经济、文体建设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漯阜铁路的建成和通车,大大便利了界首城市对外的联系,界首已发展成为现代化的轻工业城市,拥有食品、酿造、塑料、鞋业、药业、化工、机械、造纸、纺织、制革十大骨干支柱产业,其中大中型企业13家,集团公司6家。随着工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界首城区因而突破了原来的范围耐 是一步扩大;城南陆续开辟了福通路和大桥南路,城北先后开辟了中原路、新阳路,城东增辟了大桥北踽 、昌盛路、东升路、人民东路及东顺河街等。这样,原处城郊的大郭寨、贾庄、尚庄、程庄等全部划入市区。旧城区街道亦不断得到改造,原来的寨墙早已拆除。现在,界首市正以一个崭新的城市不断发展壮大,进入21世纪。
附:解放前的界首三镇
界首地处颍河中游,抗日战争以前,是隶属安徽太和县名不见经传的农村集市,经济、文化落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御敌无策,悍然炸开黄河花园口,一时黄水肆虐。界首因其便利水运成为沦陷区进入内地的第一门户,平、津、宁、沪的货运亦赖由此输入内地,商旅麋集,灾民大量拥入,畸形发展,遂与其毗邻的临泉县所属刘兴,河南沈丘县所属皂庙形成鼎足而立的界首三镇。
1943年,界首全城分布大小街道70余条,并辟有商场2处,货物齐全,生意兴隆,全年贸易额接当时伪币计算达8.8亿元,商税改入达1亿元常住与流动人口不下10万人,其中商人占40%以上。设有各类工厂和手工业工厂78家,造船厂14家,商行667家,银行2家,电话电报和邮局各1所,中学3所,小学4所,儿童教养院1所,医院和诊所21家,戏楼10座,游艺场1处;城内颍水之上商船密聚,桅杆如林,城区西自刘湾,东至夏庄,绵延10余里。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又有新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一度超过25万人以上。其繁华程度可与上海的公共租界媲美,被誉为“小上海”。
界首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他们以界首为其政治基地,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界首设立了许多军政行务机关。界首先后驻集了国民党第三十一访集团军、第九十二军、暂编第九军,霍守义的第十二军、何柱国的骑二军也以驻军名义盘踞界首。1941年春,汤恩伯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他们以界首为“重建区”为名,要控制界首。桂系李品仙以界首属于安徽要抢占界首,除此,还有山东、江苏的军政机关以及形形色色的挺进纵队、训练班和戴笠的军统、陈立夫的中统特务机关混扰其间。当时界首三镇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太和县界首镇所辖15保,150甲,镇长哈秀峰(回民);沈丘县皂庙镇所辖8保,80甲,镇长李成治;临泉县刘兴镇所大包军麦等。在界首设立的军政机构有沙河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先后由徐长熙、安俊才、唐兴、李铣、王君培、刘国宪担任,下设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处、军需处、军警督查处、船舶管理处、秘书处(机要室)、财务整理委员会等。
鉴于界首北面属我豫皖苏解放区,是与河南省委联系的必经之地,也是新四军四师与五师联系的重要通道,我党于1940年建立中共界首特支,特支书记由豫东沈丘县委书记丁兆一兼任,同时开办了“益友花布行”、“文化村”、“渡口”等秘密办公点和联系点来搜集报,散发传单,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人士,掩护来往同志,开展党的地下斗争工作。
当时虽处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而实际上彼此间的斗争在这里表现的异常激烈复杂。国民党大力制造白色恐怖,自封“中原王”的汤恩伯向4省边区人民抓兵、征粮、要饷、囤集实力,阴谋进犯苏北解放区,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军统头子戴笠与汤色结,盘桓界首,大干其不可造人的勾当。他们通过控制反共工具,扩大特务反共组织等活动,寻查共产党人行踪,发现线索立即逮捕,严刑拷打,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达80多人。
国民党民政人士在制造白色恐怖之余,为加强对周边各地的控制和所在驻军的联络修筑了众多公路,并设置驿运,形成了以界首为中心通往各地的陆路交通网,沪、宁、京、津货运得以以徐州、蚌埠逆淮颍而上,至此由水陆转运内地洛阳、西安、南阳、襄樊。他们也以此便利,大肆经商。在界首经商者,有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在地方富商财主;既有外地大商巨贾,也有本地历代商人和乡间农民进城经商,使界首三镇成为消费城市,其中官商以汤恩伯、何柱国、饶绍周、戴偕五为代表,他们分别开设商行、烟厂、盐粮行,并建立经济大队,以物资交换为名,贩运桐油、鸦片、海洛因等物资,送往敌区,以物资敌,中饱私囊。商行、商贩因惧官兵盘查,多请他们参加“股东”,坐分干股,唯图庇护。外地商多为行商,他们以雄厚的资金从外地运来大宗商品,进行批发,其中数四川、湖北人经营京广杂货的“川汉商行”最大。中层商户拥有资金、房屋、人力,以前店后坊的形式做此手工业生产,自产自销。
② 国内水污染重大事件
水污染:中国公共危机
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曝光和无数次的诘问,但中国水污染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与遏制。据国务院八部委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其中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为159个,占到65%,不达标的为84个,占35%,涉及到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
黑色的“水图”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而只有打开中国水系的平面地图,几乎处于危机边缘的水污染生态才能裸露无遗。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两年前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这种浪漫情怀,如今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记忆和慨叹。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而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
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实在不断加重。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黄河水污染的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V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与黄河一样,扑向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过Ⅲ类水的断面已达38%,比8年前上升了20.5%。无独有偶,尽管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着60多种鱼类资源,可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
除了跨区域河流广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谓的城市“龙须沟”都难逃被污染的厄运。上海的苏州河曾经“黑”臭了80年,而就在笔者居住的广州市,穿越市区并汇入珠江的大小14条河涌无一例外地都是发黑发臭。
当江河被污染所侵袭时,与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难独善其身了。据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我国“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武汉市,覆盖城区的38个湖泊污染负荷远远超过其水环境容量,其中32个湖泊水质为劣V类。而作为云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两大湖泊之一的抚仙湖,目前水质也在开始急剧降低。
以海洋为归宿的河流湖泊带给接纳者的同样是污染。据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无独有偶,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4到6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使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汹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们丝毫不怀疑水污染的严酷事实一样,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于造成水污染几大“始作俑者”的认识也日渐变得清晰和明朗。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是中国经济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业尤其是资源消耗工业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据统计,全国两万一千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石化企业达一万三千多家。至于像小造纸、小皮革等项目在水环境敏感地区大起炉灶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产业布局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倾注到大江小河。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每年达到300多亿吨,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
来自于农业方面的面源污染超过工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农业污染可以对水资源形成伤害的另一大力量来源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污染。有调查数据显示: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养殖一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北京近郊禽畜养殖场排放的有机物污染,相当于全市工农业生产污水和生活废水中所含的有机污染物的2-3倍。
就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冲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就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的排放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仍有61%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设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运行的也只有50%;还有的由于污水收集管网的原因,污水处理厂处理量不足设计处理能力的20%。而在广袤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为零。正因为污水处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负荷就如泄闸之洪汹涌般进入河流与湖泊,中国水体环境质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险的边缘。
管理体制之痒
从经济学原理看,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纳入政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范畴。质言之,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审视,我们就不难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龙治水,九龙戏水”是专家们对中国水资源管理模式极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这种“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点是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制,而恰恰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对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而在实用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之间作出选择,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当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后者不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额成本,还要支付为了控制污染而出让的经济收益成本。结果是,那些本应彻底关闭的小化工、小造纸、小皮革企业死而复生,阴魂不散;将沿江沿河作为工业企业的栖息地以拉升GDP就成为地方政府不谋而合的思想与行动。
对于水资源污染行为的漠视、怂恿乃至保护是地方政府留给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研究发现,不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了水污染的大户,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也频频违反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污染主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相反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污染行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就是这一看似最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却屡打折扣。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离散与制度的软化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至今对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水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重点流域“十五”时期污染治理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而且新的水污染还在继续快速蔓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实质性控制。
高昂的代价
北宋变法大家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对着一个日渐变“黑”的中国水体环境,我们却很难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乐观感觉。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与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全国地表水源不达标城市占检测目标的34%的残酷事实相同时,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从水源到饮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恶性链条”已成为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时专家指出,河北涉县、河南沈丘县、天津北辰区、陕西华县、江苏阜宁县、广东翁源县等地区频频出现的“癌症村”等,都与饮用水污染高度相关。
对于经济的灼伤无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农业成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黄河为例,由于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因此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最高达33亿元。另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导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积2100多公顷,造成农产品(11.14,0.00,0.00%)产量损失23000多吨。
还需正视,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与卫生的范畴,其引致的群众负担加重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渐突出。据统计,全国信访办平均每天收到水环境污染纠纷群众来信60多封,不仅如此,频发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区间的纠纷不断,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筑“防污墙”
残酷的历史已经将中国政府无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之中,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将旧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彻底控制和杜绝新污染的发生。对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饮水达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愿景无疑令人心怡和心动。但通向目标的未来之路也许并不平坦。根据中国目前较为严峻的水污染生态,笔者认为,防治水污染应当拓出更为广阔的战略思路。
———科学规划流域内的重点产业布局。要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在产业布局的关系,充分考虑重点污染企业对污染排放的处理;在饮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业,以免对中下游地区的用水造成威胁;要建立区域性“污染补偿机制”。上游发展经济污染了下游,就须以某种形式补偿下游;同时,下游地区参加上游地区的环评工作,并严格实施一票否决制度,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和体系。
———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管理与协调。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治理是从流域的生态承载力出发,突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障碍,综合考虑流域内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同时,要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等因素,科学核算流域的纳污能力,在此基础上,确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各企业的排放定额和排放标准。为此,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权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协调机构。这种机构应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户代表以及专家代表等。流域内一切重大的水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协商并表决的办法来决定。
———加大违规成本和惩治力度。通过架构和完善水环境保护的各项法规,达到对排污者经济处罚、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惩治。作为一项特别措施安排,国家可在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内成立“惩治环境违法行为中心局”。这种中心独立于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领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环境执法的专业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单专业领域的环境执法职能上升到国家层面。
———引入市场机制,以经济手段推动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推行排污权有偿交易,运用价格杠杆激励企业加强污水治理,让“治污者赚钱”。其次,要完善污水处理付费制度,积极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政策,所有城镇都要开征污水处理费,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第三,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的技术水平。
———强化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针对农村与农业已经构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体,我们应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系,研究制订具有激励机制的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奖励或补助实施农业清洁生产方式方法的农户或集体;其次,要探索实施“污染补偿”措施,按照“谁污染谁补偿”原则,最终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第三,要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适用技术和技术应用推广措施研究,并进行污染源头分类控制。例如:农用化学品减量化的技术措施,人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村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于推广的适用处理技术开发和推广等等。
③ 中铁市政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在沈丘有工程吗
有。是沈丘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EPC+F)总承包该项目,中铁市政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是一家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承包商,提供污水处理工程、固废处理工程、污泥处理工程、水环境提升工程、顶管非开挖工程等服务。
④ 河南省沈丘县新农村建设啥时候开始
近年来,沈丘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县域实际,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目标,以新农村建设为抓手,把新农村建设与村镇环保工作有机结合。按照“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工作思路,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三个重点。强化措施,明确责任,分解任务,狠抓落实,使我县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人居环境逐步优化,村容村貌和村镇环境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具体做法是:
一、制定发展规划 整体推进实施
遵循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总体指导方针,在分类推进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为重点解决农村面源污染、环境卫生脏乱差、环保基础设施滞后现象,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制定了《沈丘县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编制了《沈丘县农村污染防治规划》等专项文件。为切实加强对分类工作的领导,使各级领导同志真正负起主要责任,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抓好示范,以点带面,推动全县新农村建设和村镇环保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示范乡镇还制订了未来10年沈丘县村镇环保工作规划,并出台了领导班子抓点带面实施方案,切实做到整体推进实施。
我县共有22个乡镇(办事处)、558个行政村。列为新农村建设和村镇环保治理的一类村庄14个,二类村庄378个,三类村庄166个。县政府以文件形式明确规定县、乡两级主要领导率先分包行政村;按照上级“每人要在一、二、三类村庄中各选择一个村作为自己的示范点”的要求,全县22个乡镇(办事处)的主要领导分包行政村数累计210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其中:一类行政村13个,二类行政村140个,三类行政村57个。列为新农村建设和村镇环保工作的一类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齐全配套,村庄区划科学合理,建筑美观有序,绿化美化水平较高,居住环境良好,村庄管理水平较高,推动有条件的村庄发展成为新农村和村镇环保工作的样板);二类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配套、村庄区划合理、建筑整齐有序、绿化水平较高、环境卫生状况较好、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建成一批新农村和村镇环保工作的村庄);在三类村庄:(急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配套,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村,结合整村推进的扶贫措施,使其基础设施状况水平整体明显提高,绿化、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村舍环保工作规范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主要领导包村12个;四个乡镇共计104个行政村(其中:一类村庄7个;二类村62个;三类村35个)。
通过分类实施、整体推进,实现二类村庄上台阶,三类村庄变面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地方严重存在的房屋乱搭乱建、垃圾乱堆乱放、污水乱排乱流等问题,使多数村庄随着环保工作的不断提高,逐步发展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文明进步的新农村。
二、采取得力措施 加强饮水安全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同时,由于农村受生活污水、工业污染带来的河流污染、垃圾排放量增大、城市工业污染逐步向农村转移等原因,给农民饮水安全带来了隐患。该县以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为突破口,带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首先是以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为重点,加大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改善农村饮水条件。2008年我县计划投资5561万元打深水井144眼,解决40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目前已投资1319万元打深水井13眼,解决26000人安全饮水;全县规划投资5561万元,解决39.9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投资17606万元,修建乡村道路966.4公里;规划投资837万元,建立分类垃圾池404个。县委、政府、人大主要领导分包的乡村,规划修建村内公路36公里,建立分类垃圾池 20 多个。其中:付井镇的郭岗新村,计划修“一纵八横”九条路;范营乡的老唐庄、孙庄、郑营规划投资100多万元,硬化村内道路;纸店镇的潘营、程营、潘董庄各打深水井一眼,解决安全饮水问题;周营乡的刘集、赵庄、孟寨,2008年安全饮水用户率规划达到100%。
通过近几年来的努力,根据国家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的统一安排,我县实施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涉及全县18个乡镇,大邢庄乡、周营乡、付井镇、纸店镇、北城办事处的供水厂相继投入使用,解决了65个村庄14万人口的安全饮用水。
三、县乡合力运作 治理垃圾污水
在村镇垃圾和污水的治理上我县主要采取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加大投入、示范推动的工作方针。认真落实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围绕“六通、五改、四建设”(六通:通水、通路、通电、通广播、通电话、通宽带;五改:改房、改圈、改厕、改灶、改院;四建设:建设主要优势产业、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对村镇环境进行治理。
一是以沼气建设带动村镇生态环保。大力推进农户用沼气建设,逐步完善农村沼气服务体系,保障已建沼气池正常发挥效用。加大“一池三改”实施力度,支持以沼气为纽带建设生态示范村。2008年计划投入7706万元,新增沼气池11000个;目前完成5264个,占计划任务的47.8%。我县还积极推进农村太阳能工程,今年上半年,农村新安装太阳能2800台。至目前,农村沼气池建设已有3.9万个。
二是以环境卫生整治月活动带动村镇环保。结合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月活动,狠抓了对村内垃圾、秸秆乱堆乱放、污水乱排乱流现象的治理,基本实现了建设生活垃圾集中堆放设施,就地进行分类。能利用的进行资源化处理,不能利用的进行安全填埋,垃圾不乱堆乱放,秸杆统一有序堆放,污水不乱排乱流;有条件的村建设了垃圾站,实行定点存放、统一收集、定时清运、集中处理;积极规划完善村庄排水设施,积极进行农村河道、沟渠、坑塘综合清理,确保汛期河道、沟渠、排水通畅,坑塘蓄水功能完善。全面实施秸秆禁烧工作,成效明显。2008年,计划在800个自然村,建设1200个(3m×6m)或(3m×8m)的垃圾堆放池,目前完成212个,占计划任务的17.6%。
三是以规模化畜禽生物养殖带动村镇环保。该县在发展养殖的同时,为防止养殖业给村镇带来的污染,采取“三进三退”即:退出散养,退出庭院,退出村庄,进入小区,进入规模,进入市场循环的“三退三进”发展战略。大力推行生物发酵养猪污染零排放技术,为加快零排放技术的推广,县政府拿出20万元,培植典型的点带面。该零排放技术是由日本60年代研究推广的一项生物养猪技术。将有益微生物群体,按一定比例掺栏到锯末、稻壳、谷糠中,调如温度,以此混合物作猪舍垫料,这些垫料的微生物群体,能迅速降解、消化猪排泄的粪、尿,并且不产生臭味,不滋生蚊虫,不污染环境,可连续使用2—3年,不用更换。为防止污染,猪舍不用每天清理粪便,省工30—50%;省水,猪舍不冲圈,节水达到90%。畜禽养殖坚持做到三个“必须”:一是新、改、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必须坚持环评和“三同时”制度。二是选址时必须在禁止以外远离主要道路、村庄、居民饮水源地。三是在设计和施工时必须有沼气池,污水沉淀池,达不到要实行限期治理。对使用生物环保养猪技术的优先扶持、重点扶持。积极搞好畜禽粪便综合利用。首先是利用畜禽粪便处理后,直接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其次利用工业化手段,生产复合肥有机肥料;最后是利用牛粪生产食用菌。生猪发酵猪舍已投入使用。目前已有6个老猪场准备改造。计划建发酵舍2万平方米。到年底新建和改建生物发酵舍将达到10万平方米。确保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在2008年底全部改成生物养殖。至目前,我县新建标准化养殖场(小区)33个。其中:奶牛小区1个,肉牛养殖4个,生猪规模场21个,家禽规模场6个,槐山羊繁育基地1个。新建大中型沼气池12个,生物发酵床垫8600平方米,沉淀池10个500平方米,在生态养殖上全部实现了零排放。
四是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带动村镇环保。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化肥、高毒农药、农膜以及污水灌溉造成土壤污染,已不同程度地影响农产品质量的提高,甚至威胁食品安全。我县上下深深地认识到:化肥、农药施用过量,不仅容易造成植物变异和农作物质量下降,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容易通过食物链聚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引发疾病,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还会导致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其他次生态环境问题。在全县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有重要意义的1个地方,由环保部门会同农业部门组织,委托专业机构实施,采取生物修复、施加抑制剂、客土、淋洗等措施,建设土壤污染综合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由农业部门组织实施在全县推广测土施肥技术,在全县主要粮食生产基地和主要耕地上建设沃土工程综合示范基地。在使用的化肥、高残留农药上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与些同时,为改善这种现状,我县从2005年起开始实施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由环保部门组织,在全县选择2个地方,开展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编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发展规划,制定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开展产地水、土壤、大气环境质量定期监测,进行有机食品基地认证工作。由农业部门组织开展无公害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目前,全县有市级无公害标准农业生产基地8个,省级标准化农产品无公害生产基地8个,预计到2015年,全县建设10个无公害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基地。
五是开展“三清两改一建”村镇环保。集中精力,积极开展了“三清两改一建”(清垃圾、清污泥、清路障,改水、改厕,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活动,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高潮,通过活动基本达到了无垃圾成片暴露、无污泥和路障、无污水乱排乱流、无秸杆乱堆乱放等整治目标,彻底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现象,使农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现代化上取得了明显提高。对长期困扰农村的垃圾问题,做到一清二运三埋;对污水排放,坚持一疏通二入池;对农村生态绿化,突出抓好村庄、道路、农田林网的绿化。在环境整治的工作方法上,以抓点促线带面为突破口,强化落实。抓点就是抓好14个示范村和重点整治村的整治,促线就是抓好一批有潜力的行政村整治,带面就是通过示范村辐射带动,推动全县所有行政村的整治。目前,全县14个示范村、重点整治村已按照“八个必须”标准基本完成整治任务,378个有潜力的行政村已基本完成整治任务,166个普通村的环境整治已全面铺开。为了保证新农村建设工作取得真正效果,在具体工作中,各乡镇、办事处主要领导都纷纷新临一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迅速在全县掀起新一轮整治热潮。在环境整治的资金投入上,县财政在十分困难情况下,撤出600万元支持新农村建设,其中200万元用于村容村貌和长效机制建立。
四、建立长效机制 推进村镇环保
在整体推进全县村镇环保工作的同时,我县还结合县情,建立完善了县、乡、村、户四级长效保洁投入机制。县财政对农村保洁人员经费、垃圾填埋场和秸杆推放点投入专项奖补资金。对保洁人员经费县财政按3000人以上(含3000人)的行政村补助4000元、2000人以上(含2000人)的行政村补助3000元、2000人以下的行政村补助200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对标准的垃圾填埋场和秸秆堆放点县财政分别按1000元标准予以补助。配置专职保洁人员,保洁人数的配备按照行政村人口和自然村情况确定;人口较集中的行政村原则上按每500人配备一名保洁员;人口较分散的自然村按每300人配备一名保洁员。目前,全县的保洁队伍人数达1674人。每个行政村设置垃圾填埋场和秸杆堆放点等保洁场地,要求垃圾填埋必须距村庄300米以外,要尽可能选择村外大坑、大沟或废旧池塘等。周围护砌外墙、栽植树木、有明显标志且注意风向,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出路问题。为确保全县新农村建设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健全了保洁资金管理制度、保洁人员管理制度、垃圾清运制度。
⑤ 疯狂碾压水鸟、污水直排西蔡河,公园建设施工如此粗暴该叫停,你怎么看
5月18日,中国绿发会“野大豆保护区.沈丘”保护区负责人霍老师来电话体现:本地西蔡河已经施工的生态公园项目建设,在天然的水鸟的繁殖期粗鲁清挖河堤,导致今年秋冬约3000多个新生儿的天然的水鸟被辗轧至死,之后因施工造成的管道网裂开,也是直接排放数万吨废水进到西蔡河,对本地湿地公园绿色生态导致了受到破坏。
5月6日中午、5月7日早上,霍老师2次向河南沈丘县环境保护局、县生态资源发展趋势管理中心、县城建局等企业举报,规定有关部门劝阻该类毁坏湿地公园的个人行为,但迄今没有获得确立回应。
生态公园基本建设,其目地便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湿地公园绿色生态,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粗鲁毁坏湿地公园,乃至立即大量摧毁湿地公园天然的水鸟栖息的地方,包含造成国家级别维护野生动植物身亡,那样的施工做为与生态公园基本建设目地并不是恰好倒行逆施了呢?
5月18日早上,绿会调研室获知信息内容后,与任丘县宣传部多方面开展核查联络,另一方电话没有人接,后表明“电话停机”。5月7日早晨,沈丘县西蔡河一带裂开的生活污水处理管道网,仍在哗啦啦直接排放,对中下游西蔡河湿地公园“水漫金山寺”。绿会调研室将对于此事维持关心。
⑥ 水污染的危害有哪些
水污染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一般人都知道水污染物会危害人体健康,但究竟水污染有哪些种类,不同的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有何不同,并不甚明了。
受污染的水环境危害人类健康,应引起高度关注。生物性污染主要会导致一些传染病,饮用不洁水可引起伤寒、霍乱、细菌性痢疾、甲型肝炎等传染性疾病。此外,人们在不洁水中活动,水中病原体亦可经皮肤、黏膜侵入机体,如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目前血吸虫病尚未得到控制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云南7省的110个县(市、区),生活在病区的人口约6000万。重病区主要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沿长江的江(湖、洲)滩地区,以及四川、云南的部分山区。血吸虫病区约有1100多万人饮水不安全,其中急需新建或改造饮水工程的地区的人口有220多万。
物理性和化学性污染会致人体遗传物质突变,诱发肿瘤和造成胎儿畸形。被污染的水中如含有丙烯腈,会致人体遗传物质突变;水中如含有砷、镍、铬等无机物和亚硝胺等有机污染物,可诱发肿瘤;甲基汞等污染物可通过母体干扰正常胚胎发育过程,使胚胎发育异常而出现先天性畸形。
随着工业废水、城乡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加大和农药、化肥用量的不断增加,许多农村饮用水源受到污染,水中污染生活中的水污染物含量严重超标。过去饮用水水质超标大多表现在感观和细菌学指标方面,现在则是越来越多的化学甚至毒理学指标超标。由于水质恶化,直接饮用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的农村居民饮水质量和卫生状况难以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约有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高氟水、高砷水和苦咸水等饮水问题十分突出,对群众生命健康造成很大危害。饮水问题不仅导致疾病流行,有的地方还因此暴发伤寒、副伤寒以及霍乱等重大传染病,个别地区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如安徽省奎濉河上游水污染严重,造成河道两岸25万人饮水困难;坐落于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畔的河南省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由于长期饮用被严重污染了的水,死亡率明显偏高。高氟水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东北和黄淮海平原地区。据调查,目前全国农村有6300多万人饮用水含氟量超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长期饮用高氟水,轻者形成氟斑牙,重者造成骨质疏松、骨变形,甚至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因饮用高氟水而引起的这些病症使用药物治疗一般无明显效果,往往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致使家庭贫困。在氟病区,由于氟斑牙、桶圈腿、驼背病屡屡发生,直接影响青少年入学、参军、就业和婚嫁。有的地方村民身高只有0.8~1.4米,出现了“矮子村”,村民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巨大痛苦。近几年,内蒙古、山西、新疆、宁夏和吉林等地新发现饮用高砷水致病的问题,受影响人口约200万。长期饮用砷超标的水,造成砷中毒,可导致皮肤癌和多种内脏器官癌变。苦咸水主要分布在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农村饮用苦咸水的人口有3800多万人。苦咸水口感苦涩,很难直接饮用,长期饮用会导致胃肠功能紊乱,免疫力低下。
⑦ 水污染造成的危害有
据外国专家预测,如果人类仍保护目前的用水方式,到2000年全球内陆水将有一半以上是排放的污水,中国的淡水资源将有70%遭污染。由于地表、地下水源都遭到污染,到下一个世纪工业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将可能出现不宜人类居住的危险!
水源污染后,给人类带来的另一个威胁是,水中有害有毒物质通过生物富集,浓度越来越大,当人们吃了水中生物便引起中毒,危及人类身体健康。例如水中生物对汞的富集,可构成一个有害的食物链。当水中汞浓度为每年0.01微克时,浮游生物可富集1000倍,虾可富集1万倍,小鱼可富集3万~5万倍,大鱼可富集10万倍。曾轰动一时的日本“水俣病”就是水中含汞量在食物链中逐级富集造成的甲地汞中毒事件。当人们长期吃了含汞的鱼类,经过一二年的潜伏期,这种病才开始发作,迄今为止,日本有964人因患这种病而死亡。还有2842人被确认是水俣病患者,得到有关部门的赔偿。水俣病不仅危及母亲的生命,而且还会造成胎儿畸形。1988年春,轰动中国的上海甲型肝炎流行事件,也是由于居民食用了污染的毛蚶等贝类水产品引起的。
水资源的“热污染”还会给生态平衡带来新的问题。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五大湖区在70年代中期建有16座核电站。这些电站每天向湖区排放大量冷却水,水量超过密西西比河的流量,这些水比湖中水温度15℃,湖中鱼类不能适应这个突然变化的温度,繁殖受到影响。过去到五月才出世的昆虫,由于环境变暖而提早出世,出世后找不到食物只能饿死。到了五月,以昆虫为食的鸟类来到这里,也找不到食物,从而影响了有机质的分解。这就造成由长期历史形成的特定食物链结构瓦解,湖泊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生物量大减,假如人们静待大自然逐渐去建立新的适应变化了的生态结构,那就要在很长的时间内忍受由此而遭到的损失。
由于生态系统遭破坏的连锁反应,用水量增加,来水量减少,加上泥沙的淤积,莫说小河小湖,就是地球上的大江大河大湖也开始出现来水量减少甚至断流干涸苗头。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60年代来水量为12.33亿立方炉,1993年减至只有1.26亿立方米,流程从1321千米缩短为1001千米,预计到下个世纪内这条河流将从地球上消失。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养育中华儿女几千年之后,她的乳汁已快要被中华儿女们吸尽了,终于无可夺何地于1972年开始断流,至1997年的26年中已发生断流20年,而且越来越严重,断流时间,由70年代21天发展到1997年226天,断流里程到1997年已近700千米。
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咸海,30年来,水位下降了20米,湖面缩小2/3,预计在21世纪前半期内可能完全干涸。中国东汉顺帝5年(公元145年)始建的周长300多里的鉴湖水利工程,由于历代的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湖底淤高,在“活”了800年之后终于“死亡”。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些著名湖泊不是“死亡”,便是湖面淤高缩小。《水浒》中的“梁山泊”的水面有800平方里,位于山东的大野泽之中,由于历次黄河泛滥,人类的垦荒,水土流失,终于在1934年连同大野泽一起淤成平陆。罗布泊,蒙语为“汇入多水之湖”的意思,发源于新疆天山山脉,曾经是中亚地区最大的淡水湖,面积达3000平方千米,但罗布泊的满湖汪洋之水,现在已被可怕的满地鸟尸所代替,在本世纪罗布泊终于干涸了。新疆的第二大湖——艾比湖也正在步罗布泊的后尘。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江汉平原,1949年有大小湖泊1066个,到1998年只剩下182个,水面缩减3/4以上,目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仅仅20年来,就被垦掉一半,现在每年有2100万吨泥沙流入,使湖底每年淤高2~3毫米。洞庭湖比鄱阳湖淤浅的速度更快,加上40多年大面积围湖造田,使湖面减少3/5,容积从1949年的293亿立方米,降至现在的178亿立方米。看来,中国这两个最大的淡水湖,死亡的厄运难逃,只不过是时间的早迟罢了!有的专家给这两上大湖“算命”说,它们最多还能“活”五六十年了。曾“四死一生”的白洋淀(620年代干涸一次,70年代干涸两次,80年代干涸一次),又于1988年8月复生,蓄水五亿立方米,但接着污染的魔爪向它伸来,使1/3的水域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复生之日,便是“病入膏肓”之时。据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中国湖泊在40年里已减少500个以上,湖面缩小133万多公顷以上,损失淡水350亿立方米。由于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解放后,全国兴建的86000多座水库,总库容4300亿立方米,现被泥沙淤积的库容占近1/4。
江河、湖泊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它的污染、断流和干涸,将最终导致这一流域或地区人类文明的断送乃至消失。
随着水危机的加剧,更危险的是可能给人类带来另一种灾难——冲突和战争。全球有将近一半的陆地依靠跨国界的河流供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享主要河流和湖泊的水源。为了争夺水资源的控制权可能引发冲突和战争,就像过去争夺石油控制权那样。约旦国王侯赛因说:水争端可能触发他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印度和孟加拉田在水资源的分配上也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在海湾危机中,水也可能成为一种武器,一旦再度爆发战争,土耳其可以通过切断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水源打击伊拉克。
水危机对人类来说,实在可怕,人类要想在地球上持续生存发展就必须设法努力避免这一灭顶之灾的袭来。
⑧ 水体污染导致什么样的公害事件
一、“自杀猫”与水俣病事件:1953—1956年1950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渔村中,发现一些猫步态不稳,抽筋麻痹,最后跳入水中溺死,当地人谓之“自杀猫”。1953年水俣镇发现一个生怪病的人,开始只是口齿不清,步态不稳,面部痴呆,进而耳聋眼瞎,全身麻木,最后精神失常,一会儿酣睡,一会儿兴奋异常,身体弯弓,高叫而死。由于开始病因不清,所以用当地地名命名。1956年在这个地区又发现50多人患有同样症状的病。经过对病的调查和研究,在1962年才确定水俣病的发生是由于汞的环境污染,特别是长期食用被污染的鱼和贝类引起的甲基汞慢性中毒。这是由于水俣镇的工厂排放的氯化甲基汞污染海域,使鱼和贝类中毒造成的。
继水俣镇之后的1963年,日本新潟县又有大批自杀猫、自杀狗出现;1973年在有明海南部沿岸的有明町等地又发生了水俣病。据报道,这三次发病共计900多人,实际上在日本受害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水俣镇受害居民已有1万人左右。科学试验证实,人体血液中汞的安全浓度为1微克/10毫升,当到达5—10微克/10毫升时,就会出现明显中毒症状。经计算,如果一个人每天食用200克含汞0?5毫克/千克的鱼,人体所摄入的汞量恰好在此安全范围内。然而,经测定水俣湾的海产品汞的含量高达每公斤几十毫克,已大大超标;此外,人们每天还要搭配其他食品,其中也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汞,这样全天摄入的总量就更是大大超过安全限度标准了。
水俣病是直接由汞对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公害。如果孕妇吃了被甲基汞污染的海产品后,可能引起婴儿患先天性水俣病,就连一些健康者(可能是受害轻微,无明显病症)的后代也难逃厄运。许多先天性水俣病患儿,都存在运动和语言方面的障碍,其病状酷似小儿麻痹症,这说明要消除水俣病的影响绝非易事。由此,环境科学家认为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污染是环境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当外界条件适应时,就可能导致过早爆炸。例如在缺氧的条件下,一些厌氧生物可以把无机金属甲基化。尤其近20年来大量污染物无节制的排放,已使一些港湾和近岸沉积物的吸附容量趋于饱和,随时可能引爆这颗化学污染“定时炸弹”。
二、镉稻米与“痛痛病”事件:1955—1972年痛痛病又叫骨痛病,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由公害引起的又一种疾病。在日本中部富山平原上,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叫神通川。神通川河水清澈,风景秀丽,两岸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引神通川河水灌溉农田。这里是日本产稻区之一,谁能料想到灾难偏偏降临到这里人们的头上。1952年,人们发现神通川河里的鱼大量死亡,两岸稻田出现一片片死秧,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灾难的前兆。1955年,在神通川沿岸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怪病,开始时人们只是在劳动之后感到腰、背、膝等关节处疼痛,休息或洗澡后可以好转。可是如此几年之后疼痛遍及全身,人的正常活动受到限制,就是大喘气时都感到疼痛难忍。人的骨骼开始软化,身体萎缩,骨骼出现严重畸形,严重时,一些轻微的活动或咳嗽都可以造成骨折。最后,病人饭不能吃、水不能喝,卧床不起,呼吸困难,病态十分凄惨,终于在极度疼痛中死去。这种怪病的发生和蔓延,引起人们的极度恐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只能根据病人不断地呼喊“痛啊,痛啊!”而称其为痛痛病。在神通川两岸,多年来已发现280多例病人,其中34例已经死亡,活着的病人依然在痛苦之中挣扎。
那么,引起这种病的原因是什么呢?后来经过调查才真相大白。原来在日本明治初期,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神通川上游发现了一个铅锌矿,于是在那里建了一个铅锌矿厂。在铅锌矿石中还含有一种叫做镉(Cd)的金属。镉进入人体后,主要蓄积于肾脏,对肾脏造成损害,抑制维生素D的活性。维生素D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素,缺乏维生素D会妨碍钙、磷在人体骨质中的正常沉着和储存,最后导致骨软化。这个工厂在洗矿石时,将含有镉的大量废水直接排入神通川,使河水遭到严重的污染。河两岸的稻田用这种被污染的河水灌溉,有毒的镉经过生物的富集作用,使产出的稻米含镉量很高。人们长年吃这种被镉污染的大米,喝被镉污染的神通川水,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慢性镉中毒,痛痛病实际就是典型的慢性镉中毒。痛痛病不仅在日本发生过,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现,例如我国广西某些地区,曾有人患有痛痛病。痛痛病至今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而且体内积蓄的镉也没有安全有效的排除方法。因此,消除镉对环境的污染就显得特别重要,这是防止痛痛病发生的根本措施。
痛痛病是因镉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污染而引起的,影响面很广,受害者众多,所以被公认为是“公害病”。
三、毛蚶与上海甲肝大流行:1988年1月这是一起因水体遭受病原微生物污染,病原微生物污染水产品,水产品再感染人的典型“公害病”事件。1988年的1月18日,在上海唐家湾医院里,来的最多的就是上吐下泻的病人,一天后,人数迅速上升,速度之快更是超出了医生们的想象。和唐家湾医院一样,1月19日,上海的各家医院里都有大量市民涌进,他们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厌食、乏力、脸色发黄等典型的症状。在以后的几天里,整个上海患病人数急剧攀升:
1988年1月18日43例1988年1月19日134例1988年1月21日380例1988年1月27日5467例1988年1月31日12399例……
这种病,后来被证实是一种急性病毒性甲型肝炎,简称甲肝,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接触传播的传染病。以后短短的一个月里,上海市区就有30多万人传染上了甲肝,大部分是青壮年,其中11人死亡。一时间,人们“谈肝色变”。通过临床调查,医生们发现,大多数甲肝病人在病发前都曾食用过毛蚶。此前,1979年、1983年和1986年,上海、宁波等地曾发生过因为生食毛蚶引起的小规模甲肝流行。这一次的甲肝爆发,难道又是小小毛蚶引起的吗?为了证实毛蚶的致病性,原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俞顺章教授带领科研人员赶赴江苏启东,这里是毛蚶的原产地,很快,他们在毛蚶体内找到了甲肝病毒,以直接证据证实了毛蚶就是甲肝的罪魁祸首。
毛蚶,这种生长在河口和海湾泥沙中的贝类生物,一直是上海人餐桌上的美食。当时,5毛钱就能买到1千克新鲜的毛蚶。每年春节前后,在上海菜市场里,毛蚶总能受到家庭主妇们的欢迎。1988年前,上海市场供应的毛蚶都来自山东潍坊附近的海域。但是,就在1987年底,与上海邻近的江苏启东毛蚶大丰收,一下子占据了上海这个庞大的市场。这些地方原来不产毛蚶,只产海螺。1987年10月份,人们发现有毛蚶带,储藏量大。所以当时有大量船只去采集,而且通过各种渠道,集体、个体运往各地,包括上海。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小小毛蚶隐藏着巨大的危险。那一年,启东海区环境受到了大量人畜粪便的污染,吸附力极强的毛蚶将甲肝病毒聚集在自己的体内,实验表明,带壳毛蚶就是煮上45分钟,也不能完全杀灭甲肝病毒。而上海人生食的习惯更是让病毒轻而易举地进入消化道。再加之当时上海城区的居住环境较为拥挤,使病毒的传播更为快速。当时因为居住条件也不好,人们常常共用水龙头,由于甲肝是通过消化道传染的,也就是病从口入,由于大家先后接触过水龙头,饭前又不洗手,所以传染很快,导致几乎每家都有甲肝病人。
四、污染河边的癌症村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盲目强调发展经济,强调发展GDP,不重视对环境的保护,把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淘汰、拒绝的对环境有严重污染的企业引进来,并在重要的水源地上方、城市上风地修建严重威胁环境的化工厂、农药厂,一些不良企业主甚至昧着良心违规偷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气、废水,使附近空气、河流、土壤受到污染,导致严重的危害,出现了一个个的触目惊心的“癌症村”,为我们的环境保护拉响了警报。
1?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有3265人,病种:食道癌、胃癌、肝癌。
环境:自从大宝山矿开采以来,大量含有镉、铅、铬等多种重金属的洗矿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排到流经上坝村的横石河中。因没有进行有效处理,矿坑表土完全氧化后每吨产生207千克浓硫酸,加上大量重金属随土流失,污染了水体。横石河1500米河道未发现生物,直到下游50千米水中生态系统仍未能恢复。
村民每天通过饮食,仅镉的摄入量就达178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3?6倍。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全村共有210人死于癌症,而癌症发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倍多。
2?河南省沈丘县,黄孟营村,有726户、2471人,病种:食道癌、胃癌、肠癌、肝癌、肺癌。
环境:郑州、开封、漯河、许昌、周口等地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全都被排放到沙颍河,黑臭的劣五类河水流入黄孟营村,其干渠、坑塘的鱼虾逐渐绝迹。
村民癌症的患病率明显偏高,癌症死亡也一年比一年多。14年间,村里死于癌症105人,占死亡总人数的51?5%,死亡年龄大多为5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岁。
3?河南省浚县,北老观嘴村,有1274人,病种:食道癌、胃癌、淋巴癌、肺癌、肝癌、子宫癌、肠癌。
环境:该村位于卫河沿岸,卫河上游的造纸企业曾达到新乡市142家、焦作市60多家、滑县17家,绝大多数都是小企业,有的排放工业废水不达标,有的根本没有排污净化设备,其污水导致卫河严重污染。这些企业造成的污染负荷,占当地80%以上。流经北老观嘴村的卫河水黑中透红,表面漂浮着一层白沫,距离100米就能闻到一股怪味,还混合着腥臭,天热时整个村里都是腥臭味。村民家的井水浑浊不堪,还漂浮着黑、黄色颗粒,腥臭味扑鼻。
10年间,有112人死于癌症,占全村死亡人数的90%。癌症死亡中,50岁以下者超过50%。由于长期用污水浇地,土地碱性增加,板结,粮食产量下降;村民养的猪只能长到50多千克,多数还患烂蹄病。
4?河南省西平县,吕店乡,沿洪河有八个“癌症村”。病种:喉癌、肺癌、肝癌、胃癌等。
环境:被污染为劣五类水质的洪河流经吕店乡,其河水被污染成黑色的上游约4000米处是舞钢市一家造纸企业,被污染成黄色的上游约1500米处是舞阳县一家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而舞阳县另外一家造纸厂也向河里排污。村民家30米深的井水还有腥臭味,烧成开水时浮着肥皂泡样的白沫,过滤后再烧开才能喝。这里的饮用水亚硝酸盐和氮超标倍数都在54?5倍以上。
10年间,八个村共死亡1838人,年平均死亡率达9?7%,远高于全国死亡率;而且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05年死亡率高达12?2%。死亡者年龄集中在45—70岁之间。沿河村民用河水灌溉农田,造成烟叶、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大面积枯死,每年该乡因水污染受害农作物达5万余亩,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万元。
5?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刘快庄村与西堤头村,病种:肺癌、胃癌等。
环境:曾经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如今两村周围的化学制剂、染料中间体、油漆涂料、农药兽药、香精香料等各类化工厂超过90家。这些化工厂昼夜生产,制造着黑烟、污水、臭气、噪声,尤其是把有毒有害的化工废水直接从厂里转移到村边河中,把排污暗管埋到菜地里,使大片菜地两旁原本用于灌溉的蓄水渠也全部充满了红、黑和黄色的化工废渣。当地水源挥发酚、氟化物、细菌总数等指标不合格,其中挥发酚、氟化物都是有毒物质;化工厂大气排放和臭气浓度随机抽查为全部超过国家标准12倍。
在被调查的190位村民中,148人常年头疼、恶心,39人经常患哮喘、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几年间,两村已有200多人死于癌症,绝大部分是肺癌。化工厂高密度排放的废水、废气,导致地上寸草不生,空中弥漫粉尘和恶臭,村民种的萝卜、大白菜和水果等因为污染没人买。
6?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病种:胃癌、食道癌、肝癌。
环境:流经肖家店村的大汶河,上游的一些县市集中了造纸、印染、化工、机械、冶金、采掘、钢铁、电力、酿酒、食品加工、纺织、农药和煤炭等企业;肖家店村所在的肥城市也是重点发展采煤、炼焦、造纸和酿酒等企业。而这些企业向大汶河排污,造成河水严重污染,许多河段水质常年是污染最严重的劣五类,其中,强致癌物亚硝酸盐严重超标,锰超标57倍。土壤、蔬菜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其中,小麦铬含量超标1?7倍,白菜铅超标2倍,菠菜镉含量超标9倍、铬含量超标12倍,莴笋叶镉含量超标2倍、铬含量超标4倍。4年间,因癌症死亡56人。
7?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近2000人,病种:食道癌、肝癌、胃癌、肺癌、乳腺癌、胰腺癌、血癌。
环境:自1992年起,有26家化工企业落户南阳镇,曾肆无忌惮地排污,使坞里村的河水变得乌黑,鱼虾绝迹,水井多已废弃。
几年间,有70多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人数占村里死亡人数的80%,其癌症发病率高于全省十几倍。
⑨ 癌症村的中国案例
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梅林村
2013年9月,走进石狮市永宁镇梅林村之前,这个渔村已被臭气笼罩了10多年。
与臭气相比更可怕的是癌症。 其实,当21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照进这个渔村后,几乎每年村子里都会有人患上癌症,或死于癌症。2008年至今,这个拥有4600多名村民的渔村,患上癌症人数达49人,其中35人死亡。
灾祸还在继续,在这个村庄,又有五六名村民检查出了癌症,村子里已知被检查出患有癌症的村民竟达14人,其中有9人年龄低于50岁。
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共有164个纺织工业集群,拥有超过5万家纺织工厂,主要集中于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绍兴市绍兴县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纺织企业9000余家,印染产能约占全国30%,因而也被誉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这个GDP功劳簿上的大功臣却变成了水乡恶变的罪魁祸首,在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绍兴滨海工业区及周边已经有多个“癌症村”出现。
不是绍兴一座城在呻吟,同样沦为生态难民的还有毗邻的杭州市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村民,在那里同样集聚纺织及其相关的化工企业。
绍兴滨海工业区的排污口再往东,绍兴上虞市的道墟镇亦有不少村民反映,他们那里也有“癌症村”。化工企业开到哪里,“癌症村”似乎便会出现在哪里。
上虞往东,宁波市慈溪地区,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建成贯通,工业园区逐渐扩大,并已形成专门的印染区。来自那里的民声反馈是,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海产品产量削减,口感变差,老百姓们正在担心步入上游的后尘。
杭州市萧山区坞里村
从山清水秀令人羡煞的小乡村沦为姑娘们谈嫁色变的“癌症村”,杭州市萧山区坞里村用了不到20年。
坞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随着城市化的扩建,逐渐与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据官方的资料,位于坞里村的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可以说,坞里村的梦魇就此开始,工业园区陆续入驻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业,涵盖印染、制药等化工领域。
杭州市萧山区红山村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离坞里村稍远一些的红山村被公认为癌症村中的“头魁”,尽管官方至今同样不承认“癌症村”的说法。
红山村的癌症病发率比坞里村还高,原因在村民们看来很有警示意义——因为该村距离化工区比较远,上世纪90年代,坞里村民为污染问题抗争时,红山村的村民们觉得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自己,因此照旧吃井水,用内河的水浇灌稻谷、蔬菜,收获的庄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红山村才通上自来水,但为时已晚,“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进入癌症高发期了。”邵关通苦笑,“幸亏我们坞里村闹得早,否则癌症还要比现在严重。”
《新民周刊》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党湾镇等地同样存在多个类似坞里村、红山村这样的“癌症村”。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园区的工业污水集中至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还一并处理周边11个乡镇的生活污水。
浙江省绍兴三江村
三江村,是绍兴地区坊间“知名度”颇高的“癌症村”,当然,地方政府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江村几乎是坞里村的翻版,同样因为印染等化工企业的包围,水、土壤、空气被污染,年轻人们“逃离”,外地工人与本地老人留守。
66岁的乡村医生林张木退休后坚持在村里的小诊所义诊,因为接触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议患者家属送去大医院做肿瘤检查。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据他所知至少已经有80多人患癌去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癌症村。”
浙江省绍兴新二村
顺着滨海大道继续往工业园区深处,印染企业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浑厚的化工味包围,但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新二村周边的内河已经悉数被工业污水污染,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会发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为滨海工业园区一家印染厂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条三四百米长的河流瞬间被染成红色的“血河”,两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工人,村民郭大爷透露,新二村同样被视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样不能饮用,村民们守着水却愁水吃。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贺嘴头村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贺嘴头村位于南秦河与丹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村里的供水情况是,每天定时供水,有时断水。村民自家打的井约6米深,但水质浑浊。据村支书贺智华介绍,“最严重的时候,贺嘴头村田地里的庄稼都成活不了,自家井里打出来的水,连牲口都不愿意喝。当时种菜什么的都种不成,都死了,根烂了。市疾控中心、区环保局都来取过水样,但不知道结果是啥情况。
云南曲靖陆良县
2007年5月到2011年7月期间,陆良县卫生局曾经多次组织县疾控中心、县卫生监督局、小百户镇卫生院的有关工作人员,对小百户镇兴隆村委会居民健康情况进行了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和开展公共卫生服务。
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2010年—2011年期间,共体检65岁以上老年人132人、孕产妇系统管理29人、儿童体检234人、健康信息采集3724人(含外地人员)。全村3563人中,高血压208人、Ⅱ型糖尿病28人、重性精神病8人。
陆良县新闻办负责人证实,从2002年起至2010年的9年间,兴隆村居民经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为恶性肿瘤疾病的病例为14人,其中11人已经死亡。
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兴隆村委会死亡登记人口86人,其中男50人,女36人。死亡率为:2008年6.50‰,2009年9.28‰,2010年8.42‰。而小百户镇小百户村委会(镇政府所在地)2008年、2009年、2010年分别上报死亡人数为28人、30人、33人,死亡率分别为8.5‰、9.2‰、10.3‰。
江苏省兴化戴南镇史堡村
据不完全统计,在的兴化戴南镇,过去的两三年里,已有六七十人患上了癌症,其中相当一部分患者已经不幸去世。村民们曾误以为是风水作怪,史堡村村民癌症高发现象,村西的堡西庄老人将其归咎于“风水的破坏”。
几十家重金属企业包围史堡村是主因
在调查包围史堡村的那些重金属企业时,发现一些小的废旧金属企业主,直接将收购回来的废旧金属堆放在史堡村的街巷中,而一些村民明知西塘口河水质受到污染,依旧在水中洗菜、淘米、洗衣服。何某(化名)同样是当地一家废旧不锈钢作坊业主,提到史堡村村民癌症高发一事,他毫不忌讳地称,他和其他数十名企业主,对史堡村环境污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扬州市大仪镇杭集村
杭集村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大仪镇,有932户、3058人。近年癌症患者特别多,主要病种是食道癌、肝癌,全村大约有20多人。据调查称是有居民家的井水,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指数超标。
镇江市丹徒区
(高桥镇高桥村、黄墟镇土门村等)
因水系污染,仅在区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从1997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71%是来自本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乡镇。
河南省沈丘县黄孟营村
地域:黄孟营村位于河南省沈丘县,有726户、2471人。
环境:河南省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就坐落在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畔,因严重的水污染,使黄孟营村民遭到灭顶之灾。大约从十几年前开始,这个美丽的村庄逐渐被由于水污染而诱发种种疾病的阴影所笼罩。黄孟营村全村有2400多人,80%的青壮年常年患肠炎,大多数育龄夫妇丧失生育能力,人口出现负增长;畸形儿,痴呆儿屡见不鲜,十多年来没有送出一个合格兵;一家有两个以上癌症病人的家庭就有20多个,有两户人家因患癌症病死成绝户,该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癌症村”。黄孟营村还有许多残疾及其它疑难病症患者,仅失明、聋哑、四肢残疾的就有41人。受到污染的沙颍河,水面漂浮着白色泡沫,水呈黑色,臭味令人窒息,学生上课必须戴口罩,打了十几米深的水井,闻着有怪味,喝着有苦味,两岸居民的饮用水极为困难。
沙颍河水中主要污染物是硫化氢和二恶英。硫化氢是一种有毒的窒息性气体,二恶英则具有极强的致癌、致死作用。水污染是导致黄孟营村癌症流行的根本原因。水质监测表明,沙颍河水质为劣五类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既不能用于工业,也不能用于农业灌溉,更不能作为公共饮用水的水源。在淮河流域,一首广泛流传的歌谣,唱出了淮河儿女心中的锥心刺痛:“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败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拉稀生癌……”。这是何等悲凉的绝唱!
病种:食道癌、胃癌、肠癌、肝癌、肺癌。
后果:村民癌症的患病率明显偏高,癌症死亡也一年比一年多。14年间,村里死于癌症105人,占死亡总人数的51.5%,死亡年龄大多为5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岁。
浚县北老观嘴村
地域:位于河南省浚县,有1274人。
环境:该村位于卫河沿岸,卫河上游的造纸企业曾达新乡市142家、焦作市60多家、滑县17家,绝大多数都是小企业,有的排放工业废水不达标,有的根本没有排污净化设备,其污水导致卫河严重污染。这些企业造成的污染负荷,占当地80%以上。流经北老观嘴村的卫河水黑中透红,表面漂浮着一层白沫,距离100米就能闻到一股怪味,还混合着腥臭,天热时整个村里都是腥臭味。村民家的井水浑浊不堪,还漂浮着黑、黄色颗粒,腥臭味扑鼻。
病种:食道癌、胃癌、淋巴癌、肺癌、肝癌、子宫癌、肠癌。
后果:10年间,有112人死于癌症,占全村死亡人数的90%。癌症死亡中,50岁以下者超过50%。由于长期用污水浇地,土地碱性增加、板结,粮食产量下降;村民养的猪只能长到50多公斤,多数还患烂蹄病。
西平县吕店乡
地域:位于河南省西平县,沿洪河有八个“癌症村”。
环境:被污染为劣5类水质的洪河流经吕店乡,其河水被污染成黑色的上游约4公里处是舞钢市造纸企业海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污染成黄色的上游约1.5公里处是舞阳县华裕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而舞阳县三里河造纸厂也向河里排污。村民家30米深的井水还有腥臭味,烧成开水时浮着肥皂泡样的白沫,过滤后再烧开才能喝。这里的饮用水亚硝酸盐氮超标倍数都在54.5倍以上!
病种:喉癌、肺癌、肝癌、胃癌等。
后果:10年间,八个村共死亡1838人,年平均死亡率达9.7%。,远高于全国死亡率;而且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05年死亡率高达12.2%。。死亡者年龄集中在45~70岁之间。沿河村民用河水灌溉农田,造成烟叶、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大面积枯死,每年该乡因水污染受害农作物达5万余亩,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万元。
长垣县常村镇前孙东村
严重的水体污染导致5年内数十人死于癌症,河中鱼虾绝迹,河水无法灌溉农田。
江西省景德镇乐安河沿岸八乡镇
地域: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安河流经该市的8个乡镇。
环境:河水中有20多种有害污染物严重超标,沿岸8个乡镇的数十万亩良田荒芜,并出现了10多个“癌症村”。沿岸居民饮用水检测,铁、锰、碳氨浓度超标值分别为7.4倍、18.8倍和3.8倍。
病种:食道癌、肝癌。
后果:名口镇戴村受灾程度最严重,从上世纪80年代起,每年死于食道癌、肝癌的人有4~5个,大多是年轻人。
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
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玉山县岩瑞镇关山桥村
村子附近的6个石灰窑常年外喷灰粉末、煤烟,导致关山桥村100多亩粮田减产,即使在下雨天,菜叶上也一层白灰。近年60余户的小组有10多人死于癌症。
余干县新生乡柏叶房村
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夺去45条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痴呆变残,是全国有名的“癌症村”。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
地域:位于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有370户、约1400人。
环境:市县卫生部门认为,原因是水源污染和食物农药超标。
病种:胃癌、食道癌、口腔癌。
后果:13年间,有近40人患癌症,年平均3人以上死于癌症,得癌症的人90%都是50岁以上者。
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
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30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症。
湖北省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
受白河水污染影响,十年因患癌症死亡的村民近百人,并有多户是夫妻相继患癌死亡。特别是近3年来,翟湾村癌症死亡率高达十万分之四百左右,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环保部门监测,发现村民井水中含有六价铬、苯和甲苯等致癌性物质。湖北省肿瘤医院院长陈焕朝认为,翟湾村癌症发病率高与村民长期饮用污染水源有直接关系。
通山县通羊镇衢潭村
2010年8月30日,如下网站发布如下新闻:湖北通山16年37人死于癌症 疑与垃圾场污染有关。请用网络搜索。实际情况更严重:湖北省通山县通羊镇衢潭村有1600人左右,2000年至今,10年有37名村民死于癌症。近一年时间里,又有4个村民被查出患上癌症。村子附近没有化工厂,而从垃圾场流出的黑水顺着山间的小沟流到村里。现在县政府的态度很强硬,因为多年前,村委会和县政府等有关部门签订了合同,在没有任何处理设施的情况下,把垃圾倾倒在衢潭村附件的凉亭岭,每年有关部门补偿给村委会一定的费用,但是村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合同的存在,也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前任村支书,也是死于癌症,现在的村干部都住在县城,而不是村庄里面,工作日的白天就到村里来上班,下班后就回到县城的住处。
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
地域:位于山东省肥城市,1000~2000人。
环境:流经肖家店村的大汶河,上游的一些县市集中了造纸、印染、化工、机械、冶金、采掘、钢铁、电力、酿酒、食品加工、纺织、农药和煤炭等企业;肖家店村所在的肥城市也是重点发展采煤、炼焦、造纸和酿酒等企业。而这些企业向大汶河排污,造成河水严重污染,许多河段水质常年是污染最严重的劣5类,其中,强致癌物亚硝酸盐严重超标,锰超标57倍。土壤、蔬菜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其中,小麦铬含量超标1.7倍,白菜铅超标2倍,菠菜镉含量超标9倍、铬含量超标12倍,莴笋叶镉含量超标2倍、铬含量超标4倍。
病种:胃癌、食道癌、肝癌。
后果:4年间,因癌症死亡56人。
宁阳县华丰镇前吕村
还有那么一个地方,他就在山东省宁阳县华丰镇前吕村。在那个县里有化工厂、农药厂、化肥厂,那的人们癌症的患病率非常非常高。就在前吕这样一个两千多口人的小村庄里这几年包括已经去世的有上百号人。这样的数字竟然不能够引起各个部门的重视,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为那些穷苦大众做主的人了````````````````
莱州市
莱州市海沧一村、海沧二村、海沧三村、李家村等村癌症发病率在正常水平数倍以上,近几年收治这几个村的癌症患者明显增多,是典型的“癌症村”。
2009年5月,山东省莱州市被中国老年学学会正式命名为“中国长寿之乡”,这是我国第十个、山东省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长寿之乡。如今日益严重的化工污染使当地部分村庄成为“癌症村”,众多癌症患者用生命警示着莱州湾南岸生态环境的恶化。面对采访,排污企业董事长却称村民是“大惊小怪,说话不负责任”。
邹平县九户镇
山东邹平一边是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一边是毒气笼罩的癌症村,癌症死亡名单和水污染现状触目惊心。当地空气中飘着刺鼻的酸臭和辛辣味,癌症死亡名单流出,工厂排放的污水毒气已经达到当地村民忍耐的极限,村民激愤表示,如果有炸药的话会抱着炸药炸掉开元化工。
事实上,九户镇利民村的现状并不是个例。山东省环保厅介绍,有14家存在利用无防渗漏措施或防渗漏措施不完善的沟渠、坑塘贮存、排放废水等环境违法问题。
这14家企业包括:淄博市桓台县果里镇沈家小化工厂、淄博市桓台县果里镇康家小化工厂、潍坊市高密市宋述信小电镀厂、潍坊市高密市金祥针织厂、潍坊市高密市华盛针织厂、聊城市茌平县信发华宇氧化铝有限公司等。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打拉亥
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10余年间77人死于癌症。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增丰村
上海市金山区,沪杭公路,漕泾镇,增丰村1组地段。
自2003年起,海滩边建了一个大型的露天垃圾场,毫无垃圾处理措施,完全裸露。 附近居民最近的距离垃圾场直线距离500米,即使远在几公里之外的村民,每天都会闻到阵阵臭气。
自2006年至2008年底,增丰村1组,2组,13组,15组。在短短的3年时间中,患癌症病死者达到30余名。这在增丰村建村至今,是从未有过的。
目前垃圾堆场对村民的补偿是7月8月9月每人每天3元,其余时间2元每天,一年不足900的补偿。
村民一致认为:钱的补偿,是绝对不能改变垃圾污染,臭气熏天,地下水污染,对村民造成的身心侵害。
2007年底,村民曾经集体阻拦垃圾场倾倒,在得到区信访办陆主任拍胸脯保证08年10月垃圾场搬迁的情况下,没有继续阻拦。但是现在已经09年3月,眼看又是半年过去,但是事情还没解决。
另外上海松江地区的环境污染与当地的塑料加工企业有很大关系。具体解决办法,不是很清楚。
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
地域:位于广东省翁源县,有3265人。
环境:自从大宝山矿开采以来,大量含有镉、铅、铬等多种重金属的洗矿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排到流经上坝村的横石河中;因没有有效处理,矿坑表土完全氧化后每吨产生207千克浓硫酸加上大量重金属随土流失,污染了水体。横石河1.5公里河道未发现生物,直到下游50公里水中生态系统仍未能恢复。
病种:食道癌、胃癌、肝癌。
后果:村民每天通过饮食,仅镉的摄入量就达178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3.6倍。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全村共有210人死于癌症,而癌症发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倍多。
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刘快庄村与西堤头村
地域:位于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曾经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环境:两村周围的化学制剂、染料中间体、油漆涂料、农药兽药、香精香料等各类化工厂超过90家。这些化工厂昼夜生产,制造着黑烟、污水、臭气、噪声,尤其是把有毒有害的化工废水直接从厂里转移到村边河中、把排污暗管埋到菜地里,使大片菜地两旁,原本用于灌溉的蓄水渠也全部充满了红、黑和黄色的化工废渣。当地水源挥发酚、氟化物、细菌总数等四项指标不合格,其中挥发酚、氟化物都是有毒物质;化工厂大气排放臭气浓度随机抽查为全部超过国家标准12倍。
病种:肺癌、胃癌等。
后果:在被调查的190位村民中,148人常年头疼、恶心,39人经常患哮喘、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几年间,两村已有200多人死于癌症,绝大部分是肺癌。化工厂高密度排放的废水、废气,导致地上寸草不生,空中弥漫粉尘和恶臭,村民种的萝卜、大白菜和水果等因为污染没人买。
重庆市合川龙市镇飞龙村
地域:位于重庆市合川龙市镇,第六、七两个村民小组约500人。
环境:情况不明。
病种:肝癌、食道癌、直肠癌、肺癌和白血病。
后果:自2001年起癌症病人突然增多。此后3年中,查出癌症病人17人,14人死亡。
河北省
地域:涉县位于河北省,包括固新、神头、井店等镇,有约两万人。
环境:20世纪80年代,涉县的村镇办了众多烧碱厂、粉灰厂、造纸厂。90年代,当地政府对这些有污染的小工厂全部进行了搬迁和关闭,但癌症发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
病种:食道癌、胃癌、贲门癌
后果:每年约有1千人做食道癌等恶性肿瘤手术;每年死亡人数中,至少有50%~60%是食道癌和胃癌病人。全国食道癌死亡率为10.02/10万,该县达244/10万,个别村镇达1004/10万。
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
地域:位于安徽省宿州市,全乡有16个靠近奎河的行政村。
环境:奎河流经杨庄乡,是淮河支流,河面翻滚着白色泡沫,发出阵阵刺鼻的臭味。村民家的新井,水抽上来就有味道。过去,村里人都在奎河里洗澡、游泳,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就再没人去了;原来河里有鱼、水草,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里原有两万亩稻田,但因污染稻米卖不出去,如今农民只能改种玉米和豆子。
病种:肝癌、肺癌。
后果:在千余人的村子里,平均每年因癌症死亡10人左右。
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
著名的“癌症村”。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
陕西省华县瓜坡镇龙岭村
地域:位于陕西省华县瓜坡镇,有30户、154人。
环境:龙岭村西北方4公里远是陕西化肥厂和复合化肥厂,西北风将工厂散播的污染物质吹到龙岭村。当地生产的的面粉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1.6倍属重污染、铬超出国家标准2.98倍属严重污染;芹菜中镉、铅、汞、砷、铬都超标,其中汞高出国家标准16倍、铅高出国家标准83.5倍属特级污染;中药柴胡中镉、铅、汞、砷、铬都超标,其中铅高出国家标准91.5倍;豆角叶中铅高出国家标准191倍;核桃中铬高出国家标准2.9倍;油菜籽中铅高出国家标准75倍。全村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内用地,都受到了铅、铬、砷、铜、锌、镍污染。
病种:食道癌。
后果:检测所有村民头发,均受到铅、砷、锰、磷严重污染。全村36人死于癌症,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1%。
⑩ 癌症村详细资料大全
癌症村是一种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群体疾病现象。由于环境污染,大多是饮用了上游企业排出的未经处理的污水,以及环境,土壤等受污染,导致人体内部机制严重受损,造成某一村庄大规模的癌症病发。在中国学界与媒体指称污染地区居民承受较高罹癌率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 环保部终于在2013年2月官方档案首度承认中国存在“癌症村”。中国民间专家估计,若包括非官方数据资料,全中国大陆的癌症村约达四百五十九个,且有逐渐往中国中西部扩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