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潑向陳炯明的污水

⑴ 陳炯明，孫傳芳是不是一個派別的

不是。
陳炯明是後起的新粵系，孫傳芳是北洋系統的，最早屬於直系（吳佩孚），後附屬於皖系（段祺瑞），主要盤踞在江浙一帶和上海。

⑵ 陳炯明的主要功績

陳炯明1898年考取秀才之後，對八股取士的考試制度興趣索然，沒有再循著舉人、進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鄉過了幾年心滿意足的婚姻生活後，1906年離開家鄉惠州府來到廣州府，入讀政法學堂。 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已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當時的廣州在兩任總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項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學校開辦得如火如荼，各種新思潮也在涌現。1908年，陳炯明以優等成績從政法學堂畢業。在廣州的兩年時間里，陳炯明大開了眼界，接觸到各種新思潮，而且結識了已加入同盟會的朱執信，為其後來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礎。
1909年，陳炯明回到家鄉創辦《海豐自治報》，自任主筆，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國的唯一良方。這一年，他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正式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諮議局提出「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議草」，建議設立城鎮鄉地方自治研究所，專門研究城鎮鄉自治辦法，選通曉法政人員入所研究，推動自治進行。
為加快成立國會的進程，江蘇諮議局發起在上海召開16省「請願國會代表團茶話會」。當時赴京請願是一種非常時髦的活動，向政府表達民間的聲音。陳炯明作為廣東諮議局代表，赴上海參加了大會。議員們提出請願書，希望能盡快頒布議院法和選舉法，但清政府以「我國幅員遼闊，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劃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為憲政前途之累」為由予以拒絕。
對所謂國會本來就只持觀望態度的陳炯明來說，這次大會讓他更為失望。他認為，中國政治的積弊太多太深，不是一班坐談之客在國會里高談闊論就可以解決的。陳炯明泄氣地表示：「開國會為無聊之舉，不過國家處此無可如何之時，除此別無他法，隨波逐流為之耳。」
但上海之行對陳炯明意義非同小可，而且對他此後的人生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在上海期間與革命黨人交往密切，並加入了同盟會。 秀才出身的陳炯明加入同盟會，似乎是件難以理解的事。他的政治抱負與主張流血革命的同盟會是兩條路。事實上，他加入同盟會後，確有革命同志批評過他「對清廷抱有幻想，仕途奔競」。不過，陳炯明是把革命當作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建設」。他與以孫中山為代表大部分同盟會員「革命至上」的心態大相迥異，不知是否是導致最終二人決裂的一個隱藏的伏筆。1909年5月，胡漢民在香港籌組同盟會南方支部，陳炯明擔任實行委員。他隨後還在香港成立「樂群書報社」，作為同盟會的秘密機關，他還把母親從海豐接到了香港。陳炯明與黃興等人先後策劃過多次起義與暗殺行動，黃花崗起義遭到慘痛失敗，他又於1911年成立暗殺團，策劃刺殺水師提督李准、廣東將軍鳳山行動。
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廣東同盟會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組織民軍攻城略地，並迅速蔓延至廣東各地。同盟會一批黨人聚集到香港，推舉陳炯明為總司令，召集一萬多軍民，圍攻惠州。在圍攻的過程中，陳炯明受孫子兵法的影響，深信「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上策，通過游說、策反的辦法佔領了惠州。這時候，他擁有廣東紀律最嚴明、戰鬥力最強的一支民軍，這也是當時廣東唯一一支真正從屬於同盟會的軍隊。 然而，隨著革命進程的推進，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1921年，已經有傳聞說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出現不和。陳炯明認為，孫中山此時就任非常大總統不合時，而且他並不贊成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建議把廣東這個南方省份作為模式推廣到全國，這與力主北伐統一全國的孫中山的主張有著極大差異，兩人矛盾逐漸激化。1922年3月，孫中山撤銷其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內務總長職，只留陸軍總長職，最終導致「六·一六」事件的發生，二人徹底決裂。
如今，關於對中國近代政治產生重大深遠的「六·一六」事件發生的細節，各方說法不一。後代研究者一般認為，「六·一六」事件並不是突發的，其前因後果復雜而難以言喻。
1922年6月12日，孫中山舉行記者招待會，不點名地指責陳炯明「反對北伐」；而陳炯明6月14日拘捕財政次長廖仲愷，矛盾基本公開化。
1922年6月16日凌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粵軍通知，粵軍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為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發現。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秘密撤離。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即後來的中山艦）上。孫中山離開半小時後，炮聲四起，陳炯明部隊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有士兵還大喊：「打死孫文！打死孫文！」
「六·一六」兵變之後，孫中山離開廣州到上海，此後，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孫中山逝世前，經常有人在中間調停，希望他和陳炯明二人能夠和好。孫中山要求陳炯明寫悔過書，而陳炯明堅決不寫，終於沒有再走到一起。
孫中山與陳炯明決裂，還有一個意外的結果，那就是客觀上成了蔣介石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他在事件發生後不久，輾轉登上孫中山所在的永豐艦，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後他在國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在政治生涯中，陳炯明以嚴禁煙賭、主張地方自治而著稱。從他任廣東諮議局議員的諸多提案中可以大略看出，陳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他的政治主張在《建設方略》和《中國統一芻議》二書中有完整的表述。「聯省自治」一直是陳炯明堅持的主張，他認為中國廣土眾民，只能實行分權自治，才可養成「民治精神」，建設民主。1922年與孫中山決裂後，他對章炳麟說：然為國努力，無論在位在野，務達此制（指自治省聯邦制）而後已。 從作為議員提出禁賭議案時起，一直到後來出任廣東都督及省長，陳炯明都把禁賭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做。賭博的惡習由來已久，但清政府把賭稅當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才會屢禁不止。禁賭無疑要砸掉成千上萬大小賭商的飯碗，要截斷官府一條每年幾百萬兩的滾滾財源，所以，從一開始陳炯明就面臨著不小的壓力。不過，陳炯明做得非常決絕，主張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絕，不留任何餘地，才能收效。
1920年12月1日禁賭章程生效後，廣州市面幾乎沒有一家賭博。為此，廣州學界發起為陳炯明鑄銅像，以紀念禁賭的成功。1921年廣州建橋，取名陳公禁賭紀念橋，鐫禁賭經過事跡於橋邊石柱。可見當時陳炯明的禁賭行為深得人心。
盡管在政治上仍存有爭議，但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陳炯明與人們通常理解的軍閥作風完全不同。他不僅頗有文采，而且廉潔自持，不蓄私財，在生活方面也相當嚴謹，自己還以不二色感到自豪。
陳炯明後來避居香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企圖拉他下水，他則反過來要求日人歸還東三省。日人拉攏不成，仍贈他8萬元支票，陳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還。其後，他派代表參與將美洲洪門致公堂改組為中國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直至今日都是參政黨之一。
1933年，陳炯明在貧困中病死於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備的棺木。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地方軍政長官，結局如此凄慘，這是非常罕見的。

⑶ 你所了解的陳炯明是怎樣的人物

陳炯明(1878年-1933年)，粵系軍事將領，中國軍事家，參加過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黃花崗起義。1917年幫助孫中山打響護法戰爭，對抗袁世凱。他在軍事上支持和幫助孫中山在廣東的發展。他在第二次護法戰爭期間與孫中山意見不合，他的部下不滿孫「過河拆橋」對待陳，於1922年6月圍攻總統府，意在驅逐孫中山離開廣東。孫中山逃到永豐艦。孫於次年收買陳手下部將，陳於是遭到所有效忠孫中山的軍隊的討伐，被迫離開廣州。孫派人暗殺鄧鏗，並將責任推到陳身上。1925年他的殘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軍摧毀，逃到香港，創建中國致公黨，任總理，繼續為中國的統一和富強而奔走。後病卒於香港。

陳炯明主政廣東期間頗有建樹，且作風廉潔。主張「聯省自治」和平統一中國，因廣東現實的困難，認為孫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實際而反對。其對廣東的貢獻有：

政治上，實施「聯省自治」，使廣東成為全國的「模範省」。建立了現代的政治機構，如：廣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導進行。立法、行政、財政、審計等機構運行有序。推行基層民主和自治，精兵簡政，與民休息。
經濟上，興辦實業，興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廣東在民國期間得到最好的發展。
教育上，私立學校興盛，為全國之最；發展公辦教育，實行免費教育；請陳獨秀任省教育長。
社會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絕煙賭，使之絕跡，民風大好。

陳炯明與孫中山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陳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陳炯明是背叛孫中山的反動軍閥，其罪證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轟總統府，逼得孫中山化裝出逃上海。然而，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不是以尊重史實的態度，把歷史事件放在相應的歷史條件下作客觀的考察，還是率由舊章，簡單地用「亂臣賊子」、「犯上」、「弒主」、「逆倫反常」之類封建罪名，作為定讞，實在無助於重新釐正這筆歷史舊賬……

根本分歧

陳炯明於清末廣東法政學堂第一屆畢業後，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是維新運動所培養出來實行立憲的人才。他早年參加同盟會，策劃了廣東獨立。辛亥革命後，他主政廣東，致力於把廣東建設成為全國模範省，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提倡新文化運動，邀請陳獨秀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秘書長，支持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組織和報紙，推行地方自治，民選縣長、縣議員。

陳炯明和一般軍閥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對軍治、黨制，提倡民治。這就未必為國民黨人以至孫中山所同意。孫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個正式的中央政府，領導全國革命，他把國民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他眼裡，人民是「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則是保姆，他說：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帝民之說，由此而來。這四萬萬皇帝，一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除殘暴，拯救得皇帝於水火之中，保衛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居正：《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

陳炯明並不贊成此說，他曾經批評：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君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以臨吾民。試問政為何物？尚待於訓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國民黨人有何法寶，以善其後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機會，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訓政之謬說，阻礙民治之進行。（《陳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陳炯明所傾心的，是聯省自治。

「五四」運動後，一些文人學者認為，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一全國，與其連年征戰，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過武力而最終實現全國統一。聯省自治者最津津樂道的，就是北美13州經獨立戰爭脫離英國後，經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歷史。這似乎為久經戰禍、渴望和平統一的國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選擇。因此，聯省自治的主張一經提出，不僅風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陳炯明對聯省自治尤為心馳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設方略》一文中，詳細解釋了自己的政治見解：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系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陳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孫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選舉總統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國會在廣州復會。孫中山號召國民黨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凱那樣，再發動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來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稱：「北京政府實在不是民國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國。」

總統選舉

對孫中山的主張，陳炯明等人則不以為然：依總統選舉法，總統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須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選舉總統會，現在廣州的舊國會議員才兩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這豈不是自毀法律嗎？和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一旦廣東成立正式政府，結局只有一個：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什麼地方自治，什麼建設模範省，統統都變成鏡花水月。

孫中山則以為陳炯明的保境息民懷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認准了的目標，便義無反顧地走下去，成敗利鈍，在所不計，此亦所謂「知難行易」也。陳派的人最終拗不過孫中山。1921年4月7日，兩百多名議員召開非常國會，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在這個大綱中，只規定了大總統的產生和許可權，卻沒有任期，也沒有規定政府的組織架構。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均由大總統「乾綱獨斷」。

會議採用記名投票，「以示負責」。結果孫中山得218票，陳炯明得3票，廢票一張。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整個過程僅用了不到兩個小時。

正如陳炯明預料的一樣，孫中山當選總統和西征、北伐，僅僅是一件事情的三個環節，它們是緊緊相扣的。

6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葉舉為前敵總指揮，開始第二次粵桂戰爭。粵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楔入廣西境內，8月初，進駐南寧。

隨後，孫中山派鄒魯到廣西，敦促陳炯明出師援鄂，並由廣東政府接濟軍費400萬元。但陳炯明說，粵桂戰爭花費巨大，能動用的錢差不多都投進去了。他想盡一切辦法，也只能籌到200萬元，還要等北伐軍出發以後才能付出。雙方信使，徒勞往返，無濟於事。孫中山親赴南寧，當面向陳炯明曉以大義。結果陳炯明仍然主張先定省憲，以確立民治的基礎；再議國憲，循序漸進地推進統一。他說自己並不反對北伐，只是現在兵疲將憊，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遠征北方。

10月29日，孫中山在梧州設大本營，一面派汪精衛回廣州籌餉，一面躬親督師，溯江北上，向桂林前進。他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與競存（陳炯明字）共事。我不殺競存，競存必殺我。」（《華字日報》）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槍交給黃大偉，令其刺殺陳炯明之舉。（章太炎：《定威將軍陳君墓誌銘》，載《廣州文史資料》第9輯，此事亦經黃大偉本人撰文證實）

鄧鏗之死

經過長時間的醞釀之後，1922年2月3日，孫中山決計取道湖南，進兵北伐。但由於連年被兵，湖南方面無論是當局還是人民久已厭戰，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開拒絕北伐軍假道。入湘計劃於是告吹。

3月26日，孫中山在桂林召開會議，決定班師回粵，改道江西北伐。這時廣州發生了一件兇案。

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負責為北伐軍在後方籌劃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幹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然而，從目前的史料看，這種說法大可質疑。據羅香林記述：「公知兇手所自來，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車者駛回省署，告陳公（炯明）暨家人親友以後事。」（羅香林：《革命先烈鄧公仲元傳》）《陳炯明叛國史》也說：「鄧被刺後，抬入總司令部，曾向大眾嘆氣言曰：『我知參謀長地位危險，何必自己人殺自己人。』有問兇手為誰者，鄧又嘆氣，謂：『我認得，真不料他殺我。』」

如果鄧鏗認得兇手與陳炯明有關，他怎麼會在受傷後馬上返回省署（陳炯明辦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陳炯明呢？後來陳炯明辭職離開廣州時，「鄧仲元（鏗）夫人及鄧之介弟聞訊，趕至車站送行，陳與之談話甚久，語及鄧仲元身後時局之狀況，相對泣下。」（《申報》1922年4月30日）可見鄧的親屬都不認為陳炯明是幕後黑手，陳鄧兩家還一直保持著通家之好。

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的駐穗美、英兩國領事館也認為，刺殺鄧鏗，是孫派國民黨人所為。美國副領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報告說：「關於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系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毒手。」英國總領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報告說：「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鄧鏗之死，對孫陳間本來就脆弱不堪的關系，可以說是致命一擊。有一種說法是，陳炯明不願全力支援孫中山的北伐，孫中山為解兵馬糧餉之憂，必欲除之而後快，是以殺陳手下的第一大將，以收殺雞駭猴之效。（汪榮祖：《鄧鏗之死真相探索》，載《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990年2月）

4月9日，孫中山決意變更計劃，令在桂各軍一律返粵，潛師而行，到了梧州，陳炯明才知道。孫中山讓廖仲愷轉告陳炯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500萬元的軍費。陳炯明無法接受孫的條件，遂被罷黜。

舉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孫中山在越秀山總統府召開全體幕僚會議，決定行止。大本營內，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暫緩北伐，先清內患，解決「陳家軍」；二是立即轉道北伐，避免與陳炯明直接沖突，雙方仍留轉圜餘地。

孫中山贊成第二種意見，「競存叛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斗，猶欲保存」，因此，他決定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競存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

孫中山急圖北伐，與北方形勢的發展，不無關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中山與奉、皖軍閥一直有秘密接洽，結成三角同盟。孫中山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系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他已無暇顧及解決陳炯明問題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開戰，僅及一周，奉軍便被吳佩孚擊敗，狼狽退回關外，南北夾擊直系的計劃，化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卻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了。

5月9日，孫中山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然而，當孫中山謀求與奉、皖結盟時，已經把北伐降格為一次普通的軍閥戰爭了。

6月2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布辭職。由於孫中山曾一再發表政治宣言，承諾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將同時下野。因此，輿論普遍認為，徐世昌下台後，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終現一線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聯名致電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呼籲孫中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可見這個要求在當時是頗得人心的。

炮轟總統府

駐守在廣西的粵軍，在聽到陳炯明下野的消息後，頓時沸反盈天。5月8日，孫中山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以示對粵軍的信任。然而葉舉並不領情，5月20日，他率領六十多營粵軍，突然開入省城。

粵軍雖然打著迎陳復職的旗號，但內部已經開始分化。一派要求陳炯明馬上回省，恢復所有職務，鎮攝大局；另一派則不滿陳炯明對孫中山的態度過於軟弱，希望由葉舉來領導粵軍，與孫中山徹底決裂，如果陳炯明不同意，就請他出洋，或者繼續留在惠州休養。5月31日，上海《申報》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粵軍內部的分歧：「現在陳之部曲，亦分兩派，一主張陳氏即速回省，則大局立定；一主張陳氏不可造次，俟解決完妥後，始可返省。」

陳炯明則在惠州隱居。各界吁請陳炯明回省的函電，鋪天蓋地，見諸報端；前往勸駕的使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甚至連陳獨秀也到了惠州，勸陳炯明不如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地區的革命。

6月1日，孫中山率領兩營警衛，從韶關返回被粵軍重重包圍的廣州。6月2日，孫中山在總統府設宴招待粵軍將領，竟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應邀前來，只來了幾個中下級軍官。他對那幾個小軍官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並鏟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

孫中山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炯明立即到廣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駕。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說，在省城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顯然，他不希望被人誤解。陳炯明曾經說過，一旦粵軍叛孫，則「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他所不願意看見的。

然而，局勢在繼續惡化，6月3日，葉舉宣布廣州戒嚴，大街通衢，遍布崗哨。6月12日，孫中山邀請廣州報界出席茶會。他決心通過報紙，向陳炯明攤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車大炮（講大話），但這回大炮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為泥粉。但殘害六十餘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罷休。我只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天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了。（《申報》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在鄭仙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中山下台。就在這危急關頭，「陳炯明在惠州派秘書陳猛蓀持親筆信勸止葉舉……信大意說孫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勝固好，如其失敗，我以陸軍部長身份暫將部隊調返東江訓練，做充分准備，到時仍可收拾殘局。陳猛蓀持信送到鄭仙祠。葉舉閱後，當著陳猛蓀的面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不知軍事，還說：回東江哪裡找吃的？叫陳猛蓀回報陳炯明事情已不容不發……陳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孫前後的陳炯明部隊》）

叛亂終於發生了。6月16日凌晨，粵軍圍攻總統府，孫中山登上軍艦，海軍宣布和叛軍開戰。饒是如此，這場叛亂同謀殺還是有點差別，因為葉舉等人並不想致孫中山於死地，只想將孫趕出廣東，所以他們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給孫透露了消息，讓他趕快逃跑。他們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請孫中山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台的諾言。（《晨報》，1922年6月4日，並參見袁偉時先生相關分析：《文化專橫與歷史污穢》，載《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孫中山與陳炯明的政治分歧，幾經波瀾起伏，最終不得不訴諸武力，以悲劇收場。

⑷ 陳炯明的人物影響

在地方自治上，政府頒布「暫行縣自治條例」，「暫行縣長選舉條例」和「暫行縣議會議員選舉條例」。條例規定，縣級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務的決策權，而條例未規定者歸省政府管理。縣議會議員有限期，縣政府受省政府監督。
民選縣長由縣民直接選舉縣長侯選人三名，再由省長擇一委任，這是為了避免部分地方惡勢力干擾選舉。舞弊違法的問題則交由省法院處理。當時番禺縣的縣長選舉，兩次被法院否決。縣級議員方面，每個縣的議員名額由本縣居民數量計算。 陳炯明曾在惠州府和梅州、揭陽等地興辦免費的公立學校。
在廣東省主政期間，陳對教育系統所做的工作包括以下幾點：
改組教育系統架構，請陳獨秀任省教育委員長；
提高教育經費在政府開支中的佔比；
普及教育。 由於陳在廣東掌權時間太短，很多政策措施還沒有機會實現，便在孫中山完全掌權後消失殆盡。

⑸ 陳炯明是章含之的胞兄嗎

⑹ 陳炯明的叛亂是怎樣被粉碎的

那是因為陳下令手下人不抵抗，因為叛亂本身就是陳的部下發起的，陳不贊同的

⑺ 陳炯明的人物家庭

陳炯明有一個胞姊，後來出嫁於鍾家。另有一弟叫「陳炯暉」，是在炯明一歲時收養來的。陳炯明不到三歲時，父親陳曦庭便逝世了。六歲時，祖父陳翰香亦去世。所以雖然出生於地主書香之家，陳炯明早期的家庭經濟環境，卻是非常窮困的。二十一歲時，和老師的女兒黃雲女士結婚，夫妻兩人一生感情融洽，黃女士於1936年去世，育有五女三男。
長女：陳寶瑤；
次女：陳碧瑤；
三女：陳瑞瑤；
四女：陳淑瑤；
五女：陳娓瑤；
長子：陳定夏；
次子：陳定炎（1923年11月22日－2006年9月7日），航空和機械工程專業出身，特拉華大學碩士，哈佛大學碩士和博士。曾在通用動力/電船公司任職研發組經理，美國海岸防衛隊任行政督辦。亦曾在美國羅德島大學、聖母大學和康涅狄格大學任教。晚年研究歷史資料為父親翻案。
三子：陳定炳。陳炯明與愛國學者章太炎（炳麟）的交情甚篤，把兩幼子的名字，取自章氏的名號。

⑻ 陳炯明的介紹

陳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字競存，廣東汕尾市海豐人（廣東省惠州府海豐縣白町村，今屬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聯安鎮白町村）。粵系軍事將領，中國現代傑出的軍事家。中華民國時期廣東軍政領袖，畢生堅持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致力於聯邦憲政、以和平協商的方式統一中國，與孫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權、不惜以武力征戰謀求統一中國的政治綱領不合。下野後退居香港，協助海外最大的華僑社團組織「洪門致公堂」轉型為「中國致公黨」，並首任該黨總理。1933年9月22日病逝於香港，1935年4月3日遷葬廣東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